【海外反共华人・三】反共与反华之间的分界线

2012年之后，海外反共声音在海外逐渐消亡，但随着特朗普（Donald Trump）2017年执掌白宫，尤其是2018年贸易战开始，以郭文贵、大纪元为代表的“反对中共”人士、组织再度在美国活跃起来。
如果说传统海外民运人士政治观点更倾向于温和改良，目的在于中国的现代化，或要求中共自身改革，或希望中国在西方监督下走向三权分立，那么今天郭文贵、大纪元等新一批的“海外反共人士”，则无论是和班农（Steve Bannon）联手，还是向特朗普靠拢，其初心和目的都已与老一代民运者迥异。

美国《纽约时报》11月20日发表题为《郭文贵和班农如何推动新冠病毒起源阴谋论》的报道，揭秘流亡美国的中国商人郭文贵和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前高级战略顾问班农（Steve Bannon）两人是如何结合雄厚的资金和政治影响力形成反共联盟，调教闫丽梦这样的“吹哨人”，追求实现自身政治目的的。

闫丽梦出生于中国山东青岛，是前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传染病研究中心的病毒和免疫学研究员。因2020年4月底前往美国后指控中国政府隐瞒新冠肺炎疫情而受到关注。《纽约时报》特别指出，闫丽梦从研究者到吹哨人的演变，是两个不相关但愈发联合散布虚假信息的团体合作的产物：一个是规模较小但很活跃的海外华人团体，另一个是在美国有高度影响力的极右翼团体。

郭文贵和班农的互相利用

班农是美国极右翼政治人物，观点偏向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作为助选者班农是合格的，但是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其立场无助于特朗普团结大多数人，所以被逐出了白宫。不过班农并未因此改变路线，他同不少国家的右翼势力都有策略性联络。2018年在法国极右翼“国民阵线”代表大会上，班农公开称应该自豪地面对被称作种族主义的指责。可以说，排外是班农赖以生存的政治标签。反华之所以成为美国右翼的营生是因为中美关系备受瞩目，反华有利可图。

郭文贵和班农结为反华联盟的过程更加“耐人寻味”——大约6年前，郭文贵离开中国前往美国，此后很长时间他将自己打造为自由斗士，以爆料和揭露黑幕吸引人们关注，以“被中共高层迫害者”的身份混迹于海外民运人士中间。彼时不少人认为与中共党内高阶官员有关系的地产大亨郭文贵和海外民运人士一样，是政见不一者。

但是郭文贵后来的诸多举动证明，他并不是政见不一者。他将个人违法问题包装为政治问题，只是一个以反共反华为标签的人。他和班农一样以此来谋求政治利益。作为被中国通缉的逃犯，郭文贵面临随时被遣返的命运。他寄希望于将自己打造为不被中国政府所容的人，长期滞留美国。

班农掌握右翼媒体资源，懂得煽动策略，需要的是能够引发关注的舆论核弹。郭文贵手中有钱有“料”，急需要发声空间，他们的一拍即合是两个急需从中国的负面新闻中汲取能量的本国边缘人的互相利用。

从反共到反华

而郭文贵的信口开河式爆料并未赢得更多支援，《纽约时报》指出，郭文贵的诸多爆料没有事实依据，非常容易证伪。就连曾经一度支援他的海外民运组织和一些海外民运人士，也早已与他划清界限。毕竟郭文贵是借助专政政权的腐败高官来经营自己的财富，其财富积累根本就不是民主所倡导的公平、透明。

尤其当他开始同班农等美国右翼分子联合后，能够拿到的同情分越来越少。一开始郭文贵爆和中共相关的假料人们只是一笑了之。但和班农联手操作抹黑中国的闫丽梦事件则是赤裸裸的反华。对诸多反共民运人士而言，反共与反华之间有清晰的分界线。

反共与反华议题的区别，是郭文贵与六四时代民运人士的最大区别。希望中国越来越好是绝大多数华人的共同愿景。而中美矛盾涉及国家民族利益之争，只此反华一条，郭文贵就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最大的变化是中国崛起，世界多极化深入推进。国际社会大部分国家都希望于在中美之间保持中立，中国周边的新加坡、菲律宾如此，美国的盟友日本、南韩也是如此，欧洲的英法德等国都持有同样的想法。现在已经不是系结美国就可以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时代了。

作为可能是中共建政以来最“知名”的一名逃犯，一度成功围猎权力的郭文贵，确实有其过人之处，但当他信用破产，最终难逃跳梁小丑的命运，在没有可供反华阵营所利用的价值之后，恐怕他的反华生意离“破产”也将为时不远了。借用郭文贵的口头禅：一切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