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碎版图下的政治规矩　吉尔吉斯骚乱难息的理由

10月17日，吉尔吉斯政变（亦被称为“第三次革命”）的余波正逐渐趋于平缓。

随着前任总统热恩别科夫（Sooronbay Jeenbekov）宣布辞职，代总理扎帕罗夫（Sadyr Zhaparov）正式获得议会任命，前总统阿坦巴耶夫（Almazbek Atambayev）、前总理巴巴诺夫（Omurbek Babanov）等人又被再次软禁。这意味着长期政治失序的吉尔吉斯终于在一次剧烈的风波后，以政治环境的韧性维持了脆弱的平衡。

不过，吉国各地在此次政变之后也再次陷入了局部动荡，从首都比什凯克到第二大城市奥什，多个城市都出现了反对派联盟推举的“人民市长”、“人民州长”与前任长官之间的激烈斗争。这种新旧首脑各自为政的局面，不仅与吉尔吉斯政变时期的无政府状态有关，也和其国情密不可分。

10月中旬后的吉尔吉斯局势继续生变，点击看图

当外界津津乐道于吉国人口不足七百万、国际非政府组织却有上万个，据此认定该国“颜色革命”常在时，观察者们或许应该深入这个年轻的古国，从吉尔吉斯的国土，以及该国南北两大部族的恶斗中，找出其政治失序、骚乱不息的深层次理由。

被拼接的国家

现代吉尔吉斯国家的形成缺少历史传承，它是沙俄在19世纪征服浩罕、希瓦等中亚各汗国之后，由苏联在1924年到1936年间不断调整并创建的。这个被天山山脉从中一分为二、南北长期交通不畅的国家因此显得突兀且对比强烈。

吉尔吉斯北部以楚河河谷为核心，包含楚河州、伊塞克湖州、塔拉斯州、纳伦州和首都比什凯克，总人口约280万，其主要居民以从事游牧的吉尔吉斯人为主。位于北方的首都比什凯克距哈萨克斯坦边境只有10公里，该地是吉尔吉斯的经济、文化中心，也因为地理原因深受俄罗斯与哈萨克文化影响。

沿比什凯克到托克马克的楚河谷地地区有大批工矿企业，具备矿山，石油冶炼、有色金属、电力能源及食品加工业等产业能力。较之南方，已呈现了一条突出的工业地带，以萨雷巴噶什（Sary Bagysh，意即“黄麋鹿”）为代表的北方部族在当地具备支配地位，譬如吉尔吉斯的开国总统阿卡耶夫（Askar Akayev）就是该部族出身的。

到了吉尔吉斯南方，当地以费尔干纳盆地及周边地带为主体，包含贾拉拉巴得州、奥什（Osh）州、巴特肯州，总人口约270万。当地居民以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为主。其文化深受身处锡尔河和阿姆河流域，即“河中地区”中心的乌兹别克斯坦影响。

由于奥什州等地身处河中地带的费尔干纳盆地这一富庶地区，因此，从沙俄到苏联时期，当地通过兴修大坝、水库、运河等水利设施，确立了以农业为主的布局。在浩罕汗国时期与萨雷巴噶什部族明争暗斗的奥什部族在当地颇有势力。

南农北工的客观环境导致吉尔吉斯北方经济发达，在苏联时期，北方即因工业化大幅超越南方。苏联解体后，在北方领导人主导的政府推动下，北方进一步发展，而南方由于临近阿富汗、塔吉克斯坦等毒品、恐怖主义频发地区，导致其在工业化以及招商引资等领域被北方不断拉开距离。以至于在吉尔吉斯，北方人与南方人之间会相互以“压迫者”和“毒瘤”互骂。在奥什等地，甚至有一些政要希望“回归俄罗斯”或“自治”。

如此政治传承

必须承认，吉尔吉斯在20世纪90年代曾经有过一段好日子。阿卡耶夫当局在苏联解体后迅速寻求和西方建立良好关系，进而尝试引进了西方政治模式。这个资源丰富的国家一度因为价值观被美国称为“中亚的瑞士”、“民主发展模范”，作为回报，它从西方获得了上亿美元的援助和贷款。

从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吉尔吉斯政局一直不稳：

但遗憾的是，阿卡耶夫很快就发现，在引入西方管理制度后，其权力被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地方豪强尤其是南北部族间的豪强分散了。对此，阿卡耶夫转而实施俄罗斯式的总统制。

但由于吉尔吉斯南北人口相对均衡，南方部族不满足于北方部族大权独揽，这使得该国不得不确立另一项“南北均衡”的政治规矩：当总统是北方人时，总理应是南方人；当总统是南方人时，总理须为北方人。

譬如在阿卡耶夫执政期间，他任内的八位总理中有六人来自南方。当政治权力的争夺有效利用并煽动了吉尔吉斯长期存在的南北对立时，该国的动荡与冲突就难以避免。尽管在2010年6月27日，吉尔吉斯举行全民公投，改总统制为议会制，但议会党派反而给了部族豪强更多展示能量的机会。

事实上，发生在2020年的吉尔吉斯动荡的起因其实也没有超越该国的南北对峙问题。现任总统热恩别科夫出自南方，此前被他解职并被送入监狱的扎帕罗夫出身北方，到2020年，出身北方的前总理阿布加济耶夫（Muhammetkaliy Abulgaziyev）卸任后，他却推举了一名南方出身的总理。这种破坏规矩的行为已经引发朝野不快。在热恩别科夫试图借议会大选，继续重洗该国政治布局之后，南北部族对峙带来的强大影响就促成了此番“政变”的发生。

说到底，独立近三十年来，吉尔吉斯人民在南北势力集团的政治斗争中，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其政治更替在独联体国家内部是广受诟病，莫斯科的观察家们指出，吉国权利高层的每个人多少都有一些“犯罪经历”，因此，每到政权交接时，新上台的家族或集团甚至设法以法律等手段清算前朝。这种暴烈的局面与该国20世纪90年代时被西方称为中亚“民主岛”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双方互不相让，走上分裂与对抗后，一番撕扯后的妥协就可想而知。

出生在吉尔吉斯的诗人哈吉甫（Yusuf Balasaguni）曾经在其长诗《福乐智慧》中留下“上天以敌制敌，从而了结了怨仇。敌对的双方和睦相处，不再仇视，消弭了仇恨，再也不去你争我斗”的诗句，这可能也是该国破碎版图下政治斗争循环往复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