懒政催生首都治理盲区　同心乡血案给河内的惨痛教训

时间迈入10月，发生在越南首都河内下辖美德县同心乡（也作“同心社”）的风波仍持续吸引着各界人士目光。

这场导致3名军警被烧死，一人被射杀，后续有两人被判死刑，25人被指控谋杀罪，29人涉案的事件，是越南近10年来最严重的一场群体性事件。它彻底揭开了越共当局治理能力的短板，也迫使越共开始从这一血案中吸取教训。

同心乡一案的过程是简单的：1980年时，越南防空军28旅在同心乡划去36公顷地块用于建设总面积208公顷的机场，但机场项目最终并未落实。其后，同心乡将其作为农业与住宅用地，一直使用到2014年。

2014年，越南国防部从防空军处收回1980年时原计划修建机场的地块，并将同心乡地区总面积约46公顷的地块交给越军电信公司，用于“修筑国防工程”。

同心乡反对国防部与河内政府收回地块产权，从2013年开始就地块产权问题，一面强调同心乡拥有包括“59公顷农业用地”的机场地块，一面接连上访，并在2017年引发第一次同心乡拆迁事件：同心乡农民在老书记黎廷鲸指挥下抓扣了前来强制执行的38名警察和各级党政干部。并由此为2020年的悲剧打下了基础：黎廷鲸组织的小团体最终在2020年1月与军警激战后覆灭。

同心乡血案给越共的教训，归结起来有四点。

首先，同心乡一案发生在越南首都河内这样的大城市，导致此案自带聚光灯，就在越共核心的“脚边”发生此类风波必然会招致各方批评，越方在处置过程中也容易变得束手束脚。

对外界来说，河内对类似案件的处理方式和力度是判断其当局政治光谱的重要线索。

河内的同心乡一案从2017年到2019年已逐渐惊动了越南各级首脑，从河内市人民委员会主席阮德钟，到总理阮春福，基本上河内各层首脑均卷入其中，到2019年11月下旬，河内还因为此案处理了三十多名干部。但越方从2017年到2020年间对同心乡一案未采取明显监控等措施也是事实。这种放任的局面也最终导致2020年1月9日的血案变得难以避免。

其次，不同于越南其他地方的“维权”、“拆迁”等案件，同心乡一案从一开始就与境外势力高度绑定。

资料显示，从同心乡一案从2017年爆发以来，就有摄影师、记者紧跟黎廷鲸前后。黎廷鲸的长子黎廷功与英国广播公司（BBC）越南频道、自由亚洲之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等越南境内“敌台”有过接触，同心乡乡民亦在黎家组织下，凑出一千多个签名，称将送往“美国，瑞士，瑞典等国的大使馆”，希望“国际社会给予干预”。

越南公安部曾指出，黎廷鲸在同心乡的小团体遭遇瓦解之后，他仍能得到来自越新党、南越“流亡政府”乃至“大越朝廷”（即阮朝覆灭后的阮福氏家族）的捐赠，越方在事后查获了海外汇款的明细。阮文海等越南知名海外异见人士甚至直接呼吁“把同心案国际化”。在1月9日的风波发生后，越南的海外异见人士与南越流亡人士通过Facebook等越共鞭长莫及的境外社交媒体平台，展开了一场针对河内的围剿。

再者，越方对于同心案的介绍与后续语焉不详，信息问题相对不透明，令外界无法准确判断事件性质。

对外界来说，同心案的核心在于机场地块的产权领属。越方需要做的事情，不过是设法让黎廷鲸等人出面对质，确认同心乡拥有的地块并非其一直宣称的59公顷，更不用说同心乡涉事的14户家庭中只有5户是具备在国防用地上耕种的资格的，其余人等从1980年以来属于非法侵占国防用地。

但遗憾的是，越方仅在2017年7月25日发布了一次官方通吿，其宣传力度也相对有限。此后，越方直到2019年8月才再次发布了有关同心案的处理意见，并在2019年11月25日宣称已经完成对涉事14户人家的补偿、搬迁方案。这种做法背后也显出了河内希图息事宁人的一面，而同心案的解决也由此将变得不可收拾。

最后，根本上而言，越方各级官僚在同心案上应对不力，最终导致了此案的恶化。

自越共十二大后进入转型期以来，其基层管制一直出现鞭长莫及的局面，阮富仲当局一面需要处置此前“四架马车”体制余波下中央机构的宂员，另一方面也要面对市、乡一级公务员干预能力的有限。

从同心案2017年爆发前，到2020年1月的最终解决，越方的相关人员一直都在以按部就班的方式应对现状。即便在2020年1月前，越南公安部发现黎廷鲸一伙准备了爆炸物，似乎要“袭击相关设施，杀害干部”，这才开始攻坚。攻坚前，越方也只是“切断网线”，并未断水断电，侦查相关信息，导致带队干部强攻之后就落入陷阱阵亡。

分析认为，越南近年来并非不能成事，但越南的成绩大多需要在压力之下才能产生。譬如近期的新冠疫情：在来自越南内外的层层压力尤其是国际影响之下，越方终于化压力为动力，采取激进手段，快速解决积压问题。

因此，像同心案这样相对不那么严峻的问题，就极有可能在越南社会的大环境下继续沉积并恶化，直到不可收拾，才能得到来自高层的“极限施压”，进而在新冠疫情加速越南社会转型期之际得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