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性权力”有其局限　欧盟仍在寻找与中国良性互动的模式

对于欧盟来讲，在不同政策领域，中国既是合作伙伴、协商伙伴，同时也是经济竞争者与系统性竞争对手

在欧盟委员会最新发表的中欧视像峰会通报的总纲部分，这一多少有些混沌不清的对华关系定位，反映出欧盟内部在这一问题上颇为矛盾的心态。

而这一心态在上周举行的中欧领导人视像峰会上得到充分映证：除了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这重头戏以外，欧盟亦在价值观外交的层面持续发力：在港版国安法问题、新疆西藏少数民族人权问题以及南海主权争端问题上继续表示关切。

以上种种迹象表明，当前欧盟对华态度正处于极为纠结的状态之中：即价值观分歧之下的高度依存。

首先来看高度依存的部分，主要体现在经贸领域：根据欧盟统计局9月16日发布的最新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欧盟27国与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3,287亿欧元。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欧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同时，中国保持着欧盟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第三大出口市场的地位。可以说，中国在欧盟的对外经贸关系中已然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

不过，另一方面，中欧之间既有的价值理念分歧，也在上述高度依存之经贸关系的背景下持续放大：近年来，欧盟（尤其是以法德轴心为代表的西北欧国家）频繁与中国在人权或法治相关议题发生摩擦。

虽然摩擦多以“布鲁塞尔责难，北京回击”的口水战形式不了了之，但对比此前中欧之间零星可数的类似摩擦，此中的转变颇为耐人寻味。

本文认为，此中的根本原因在于欧盟在对外战略中对所谓“规范性权力”（Normative Power）的偏爱，以及欧盟自身在当前全球格局下所面临的重大战略选择压力。

对于前者，由于自身在“硬实力”层面的相对不足，欧盟在对外战略实践中特别强调对上述“规范性权力”的运用——这种软性权力建基于联盟的核心价值观之上（包括民主化、法治以及人权）。这一点无论在处理与美国、俄罗斯及中国这样的大国关系上，以及在联盟扩大进程中对候选国问题的处理上均是如此。

然而，当这种价值观导向的对外战略不加节制地被用以处理日益紧密重要，却又微妙复杂的对华关系时，则会造成很多本可避免的摩擦或冲突。

对于后者，随着美国的全球战略收缩——尤其是自特朗普当局执政以来，对盟友体系的种种破坏性行为，已经迫使布鲁塞尔的决策精英们不得不将“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之外的替代性选择摆上桌面。

其中，对华关系自然是重中之重。不过，如何有效处理这种“价值观分歧之下的高度依存”之关系，欧盟方面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首先，如何协调联盟内部不同成员国之间差异明显的对华关系定位及相关利益诉求，就是一场漫长艰难的拉锯。其次，如何在欧盟层面出台类似于“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级别的“欧中伙伴关系”战略，无疑是对布鲁塞尔政治能力与决策水平的双重考验。

而从前述对“规范性权力”的不当使用来看，欧盟在对华关系处理上，尚未找到良性互动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