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天巡访　王毅深入欧洲五国的核心任务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8月下旬的外交活动是频密的，他在8月25日至9月1日间辗转意大利、荷兰、挪威、法国、德国等五国时呈现了一种高强度态势。

王毅在25日抵达罗马后就先与尚在外地视察中的意大利总理孔特（Giuseppe Conte）通电话，后在罗马会晤了加拿大外长商鹏飞 （Francois-Philippe Champagne）、意大利外长迪马约（Luigi Di Maio）等人。他在罗马发表讲话，强调中意两国要“共同规划下一个50年双边关系发展”，中欧双方应从“共同利益出发，坚定信心、排除干扰、克服困难，保持中欧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这种内容密集但目的明确的行动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

王毅的欧洲之行在出发前即有明确目的。按北京释出的官方消息，王毅此行即包含“共同落实好中欧领导人共识，积极推进双方重要的政治经贸议程”，“同欧方就应对疫情、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进行合作”以及“维护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三项主要任务。

简言之，此行不仅要重启被疫情阻断的北京与欧盟之间的重大外交议程，逐渐恢复一定层面上的事务性操作，还要在疫情缓解之际，进一步在欧洲多打通几条“快捷通道”，进而“排除干扰、克服困难”。

中欧关系的势头总体是好的，但同时也正在受到来自外部的各种挑拨甚至破坏，而这可能也是王毅需要直接面对的。

时至今日，欧洲各国对中国的态度可能仍存在激烈的对峙，在疫情的大环境下，一种声音对中国的援助和支持表示感激，另一种则是质疑中国利用对外援助进行政治宣传。加之在7月的《港区国安法》事件后，以法国《世界报》等大报为代表的欧洲主流媒体仍基于意识形态对中国展开激烈抨击，如任由这些言论组合扩散，这对中欧关系的发展也会造成一些障碍。

此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empeo）也在7月下旬到8月间穿行于奥地利、波兰、捷克、斯洛文尼亚、英国和丹麦六国。蓬佩奥在欧洲各国以传统的意识形态和“信息安全”等口号展开宣传，其效果一般。但他在丹麦等国发出的“欧洲和美国丧失了大量工作岗位”等号召还是在疫情后经济下行的欧洲具备了一定号召力。这一干扰也从侧面揭示了欧洲最迫切的需要莫过于经济的强心剂。

因此，排除干扰固然是当前推动中欧关系继续深入发展所必要的，但这一系列最终仍要落到经济问题上。在这一基础上继续扩大“快捷通道”机制也显得更有必要。这是加速两大市场经济融合，快速重启经济的必要措施。是遭遇疫情重创的欧洲需要的。

就“快捷通道”来说，它是北京相对于欧盟国家“有条件开放外部边界”措施的一种特别手段，相对于欧盟认定“中国当局对欧盟游客开放边界，欧盟也会开放中国旅客入境”，此举是非常时期的权宜之计。

北京从4月30日开始与韩国商讨“快捷通道”机制，并分别在此后的四个月里与德国、新加坡、缅甸和印度尼西亚先后确立了这一关系。该机制旨在在确保疫情防控前提下，为当事国双方重要的复工复产急需人员往来确立定点省市进出关系，由此提供便利，维护发展双边经贸合作，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此外，中国民航局还在2020年5月下旬对意大利、日本、韩国、新加坡、英国、德国、法国、瑞士等八国开放“绿色通道”，以“复工复产国际包机”方式，进一步恢复自2020年3月以来逐渐被封锁的航线。

北京目前虽仍不能不能确保相关两国民间旅行通畅，但可以保障双方重要商务、物流、生产和技术服务急需人员的往来。中德首脑已在6月初的一次电话交谈中肯定了此举“有利于帮助两国有需求的企业加快复工复产，维护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考虑到王毅已经在会见迪马约时强调双方要利用好人员往来“快捷通道”，加速企业家复工复产，北京的意图就已经不言自明。

中欧双方在扩大开放这一问题上已经具备充分的基础，譬如在疫情之下，中欧班列等机制仍稳定运行。截至2020年5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033列，首次突破1000列，发送货物9.3万标箱，单月开行列数和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在中国已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后，欧盟各方如稍加权衡，想必亦能得出合理答复。

北京虽然难免会遭遇欧洲的猜忌，但仍能以实际的经济与政治活动试图让欧洲相信中欧之间并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不应是制度性竞争对手，而应是全方位战略伙伴。或许，当王毅在欧洲的政治、经济核心地带以这一目的活动后，欧方也能在实际行动中确认双方交往可能的确形成了某种“相互成就的正循环”，而非“你输我赢的淘汰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