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有话说】王勇：中间路线缺失　谁在为美国“付费”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之下，中美关系遭受更严峻的挑战。
7月22日，美方宣布关闭中国驻侯斯顿领事馆，驱逐大使，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两国断交的第一步，这也将成为两国冲突中的标志性事件。
一切问题背后反映了美国政治怎样的现实？围绕这个话题《香港01》专访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及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
此为上篇。

01：从数据看，美国的疫情高峰应该还未到来。为什么美国在面对疫情时，给外界一种近乎“幻灭”的感观，问题出在哪里？

王勇：过去三十年，美国的经济、社会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人口和资本的流动性大大提高，这可能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社会出现了一个倾向，尤其是最近几年，很多问题动不动就上纲上线，意识形态化非常严重，进而又推动两党的激烈斗争。国内政治经济矛盾不断浮现，对外关系也越来越极端意识形态化。

第三点可以更具体一些，与特朗普（Donald Trump）本人的关系不可谓不大。美国的体制将特朗普推上总统宝座，目前看来，他已然是一位“帝王般”的总统。可以看出，所谓的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实际上对总统权力的制约很有限。即便众议院由民主党掌握，他们依然对特朗普的很多政策无计可施。

可以这样概括，总统特朗普的权力缺乏有效监督，这是美国体制中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因为特朗普本人的性格特点，他的身边也聚集了与他思维十分相似的极端保守派人士，甚至一些长于奉承的官员。这意味着，关键时刻，没有人会真正对特朗普提出质疑，阻止他的荒唐决策。目前为止，我也没有看到美国文官体制发挥作用，也没有人站出来抵制特朗普的荒谬行为。

最后，应当指出一个深层原因，经济全球化之下，美国的政治、社会分裂持续扩大。上层精英掌握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和极大的权力，但承担极少的社会责任，既得利益集团是自私的。以上所有因素叠加，或许可以初步解释疫情在美国失控的原因，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因素，这里我只提出最主要的几点。特朗普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还要看到美国制度表现出的问题。

01：每当社会出现矛盾，美国舆论往往会指责某位政客。譬如在这次疫情中，更多的批评指向特朗普，为何美国社会缺乏对体制的反思？

王勇：前面提到，美国的权力监督机制没有能够发挥作用，而这一种失效，在过去也有体现。此前民主党弹劾特朗普失败，也意味着，这个机制在遇到真正问题时无法起到制约作用。如果弹劾成功，特朗普的权力才是真正受到制约。而且，在美国这种政治极化的特殊情况下，党争高于国家利益。

长期以来，美国的体制鼓励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甚至公共权力的私有化。但这实际上是对国家的削弱。在这种思潮的推动下，民众逐渐不信任国家、不信任政府。应对疫情却需要国家发挥作用，需要人们信任国家，这是一个大问题，民众对政府的配合度不够。

一个简单的例子，美国媒体大多反对国家补贴，认为会伤害言论自由，只有私有化的媒体才能够保证言论自由。这种认知在我们看来其实很荒唐，并不能成立。美国的教育也是以私营教育为主，长期以来灌输怀疑国家的观念，所以，美国社会的症结从某种程度上看，是极端私有化的结果。

01：一直以来，各界普遍认为，尽管美国政党斗争激烈，其体制还是存在一种纠偏机制，也即Checks and Balances。那么现在的情况来看，这个机制失效了吗？

王勇：长期以来人们相信美国的体制是有弹性的，也就是纠偏机制。主要包括，美国的言论自由、媒体监督、社会精英和独立学术机构等等。最为重要的一个纠偏机制是选举制，两当轮替，让民众可以用手中的选票实现政府更迭。

我觉得这种纠偏机制是存在的，更换执政者确实能够起到纠偏的作用。但现在的问题是，最终实现纠偏需要经过选举，选举也意味着，谁背后的资本够雄厚，谁胜选的概率就大。最终又指向一个问题，资本对政治的影响过大，私人资本和特殊利益集团都会在选举的过程中施加影响，美国的选举现在变得越来越贵。

前面我也有提到，选举私有化背后其实就是政治、公共权力的私有化，美国的权力最终还是被资本控制。

01：你提到纠偏机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是言论自由和媒体监督。但在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之死引发的系列抗议中，我们看到美国巨大的社会撕裂，近乎被极端政治正确裹挟。在种族问题上，人们为标榜政治正确做出很多看似矫枉过正的行动。这种舆论氛围是否已经畸形？这会给美国带来什么？

王勇：这就是当前美国的复杂局势之一，也是一个很难解释的现象。在美国媒体推动下，社会上形成了一种所谓的政治正确，形成了一些政治标准和禁忌。这些禁忌作为意识形态的地位越来越牢固，以至于我们可以从民众表达的思想、习惯中看到它的痕迹。

大学和媒体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美国的所有事情，高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这就是一个表征。但实际上，真正的权力掌握在大资本手中，特别是精英资本手里。这群人只占美国社会的1%，10%的家庭掌握了70%的财富。这就是美国当前极化思想的根源之一，未来美国在思想上会越来越左倾、自由化，但现实会越来保守。财富越来越集中，这种矛盾很难化解。

01：美国即将迎来大选，如你所说，这是美国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纠偏机制，这次大选可能会给美国社会带来哪些改变？民主党有可能会成为那个弥合分歧的力量吗？

王勇：这次大选是在美国疫情越来越严重，社会越来越分裂，国家前途越来越不明确的情况下发生的，一个大选本身改变不了什么，甚至有可能会加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分裂，它是两种价值观、两种传统、两种意识形态的尖锐对立。

其实美国当前需要一种改革精神，能够使不同价值观和思想以及利益集团，寻找到妥协的政治力量，这是一种第三方力量，走中间道路。但这距离美国的现实很远，特朗普代表了极右翼势力，拜登（Joe Biden）则代表了左倾思想。拜登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往中间靠拢，不走极端。既代表全球化精英如华尔街和硅谷的利益，也代表中下层如铁锈州和工人阶级的利益。

我觉得美国现在的希望在民主党的改革身上，希望他们能够真正拿出深刻反思美国社会的方案 ，在政治、经济、以及对外关系方面，弥合不同思想、利益、意识形态分歧。但目前看来，美国国内政治极化严重，很多共和党的极右派将民主党拜登的主张视为最大威胁。这些人是特朗普的死忠粉，他们是“白人至上者”、“极端民族主义者”、或者一些超级富豪。这个群体的立场不改变，美国的政治极化问题不会改变。所以美国要走出党争的困境非常难。

目前民主党一方，已经有一些前政要组成公开联盟支持拜登，从中可以看出拜登代表的势力。这意味着拜登可能会成为弥合不同政见的重要力量，但至于他能否打破极端意识形态化的环境，现在还很难说。

01：其实也会有人持不同观点，认为就算拜登赢得选举，不是因为他可以调和矛盾，挽救美国社会，而是因为特朗普犯了错，民主对特朗普的失望投射到了拜登身上。也就是说，社会的撕裂可能会更严重。

王勇：对，所以民众最后选择拜登可能不是因为拜登多么优秀，而恰恰因为很多人不喜欢特朗普的极端政策，确实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