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冲突】两国边境平衡已被打破

至6月17日，中印两军已经停止接触，继续对峙。他们在加勒万河谷（Galwan Valley）造成印军至少20人伤亡、中方“重大伤亡”的激烈冲突，仍在吸引外界的高度关注。

中印“石块与木棒”的殴斗，让全球观察家们惊诧于边境纷争的“非常规升级”。对新德里来说，边境的人员伤亡并不是最糟的。印度的政界、军界人士正在面对另一个令人不安的现状，即解放军的军力与部署，可能已经打破了以往印军苦苦支撑的平衡态势，它意味着此后解决问题的主动权可能转移到了解放军一侧。

对印度的安全观察家们来说，他们首要关心的问题是加勒万河谷及河口地区的主动权是否已经易手。

印度在1959年空喀山口事件后的多次西段对峙中占据下风，尤其是在加勒万河谷，印方的一处俯瞰河谷的据点在1962年被解放军拔除。到2019年前，印方才借连通斗拉特别里奥地（Daulat Beg Oldie，简称DBO）军事基地的战略通路，修筑了一条可以前往河谷的支线公路，印方由于兵力有限，只能定期派出警察前往巡逻。

从2020年5月5日开始，解放军开往河口，并在距离印度公路只有两公里处扎营，近20年暂时平稳的局势即被打破。虽然双方在高官对话后迅速“解除接触”，不过印方很快发现，此次干预加勒万河谷的中方兵力约有一个旅（约7,000人），解放军在河口筑垒之外还在两侧山脊上设置火力点，加之中方的重型装备也在后方谷地中的集结点内，这种现状是无法改变的。

的确，加勒万河谷及河口的主动权易手只是整个中印边境大变局中的一环。对于这段全长3,488公里的战线来说，个别要地的态势变化将对局势发展有催化效果。

在洞朗危机前，印方根据中方情报，判断中方应对危机的准备时间约为15至20天。自2017年的洞朗危机后，解放军在边境地区的管理能力，就已经让印方可以使用的预警时间大大减少。而待得今年6月初，解放军在3天之内完成3,000公里长途机动的调动（甚至在数小时内由湖北投放数千兵力到西北边境地区）后，印方在中印边境几乎无险可守。

面对西部战区拥有的两支集团军，三座空军基地、一个火箭军基地以及至少20万常备兵力，以大量兵力堆积在中印边境的印方感到了疲于奔命。

以拉达克地区的印军为例，印军沿边境机动，需要在河谷地区的公路中绕行18至25天，在2019年10月，印方通过一座横跨什约克河的大桥，使机动时间降低了一半，这仍不能解决印军首尾不得相顾的问题。

不可否认，中国在中印边境的总体态度是“西线无战事”，解放军的机动能力不会让印军感到直接威胁。随着印度在2019年8月剥夺印控克什米尔的自治权，引发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冲突，以及中方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军力部署，新德里的智识人士便开始担忧当地军情与新形势叠加后的危险。

印度知名军事专家索内（Pravin Sawhney）指出，在印度拆分拉达克地区后，印军“两线作战”，对抗中巴的风险已越来越大。因为在拉达克北部，就是印度陈列重兵与巴基斯坦对抗的锡亚琴冰川地区。

索内认为，解放军与巴基斯坦陆军、空军的例行联合演习，中巴双方实现战略目标的能力与政治意愿，以及中巴双方可实现的政治与军事目标这三点因素，将决定拉达克地区的印军是否会遭遇两线作战的命运。而当印度在2019年8月将拉达克的中印争议领土划为印度领土后，也就让印度与巴基斯坦和中国在克什米尔地区创下冲突的几率大幅增加。

在印方看来，比起解放军发动进攻，中方更可以对印军展开优势打击。譬如解放军战略支持部队的电子战能力，可以屏蔽并破坏印度陆军及空军的通信、命令与控制、情报、监视侦察、天基定位、导航和计时系统。此外，中方在边境的机动能力也超过印方。因此，即便不提政治因素，仅考虑作战能力，印军在边境其实也难以与中方一战。

这种悲观预期让新德里一侧高度紧张，譬如在6月16日，临近中国西藏阿里地区的印度喜马偕尔邦在听闻冲突后就全境戒备，严防解放军由该地南下，沿印度5号公路直插西姆拉，乃至进入北印度平原地区。

当然，这些都是战术上的潜在可能，事实上中印都没有理由继续升级局势，6月17日，中印外长已通话，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已计划在19日召开特别网络会议，外界可以发现，新德里正在尝试拿出智慧，努力平复军方的强硬派、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而中方在边境掌握主动权的现状，也有助于北京继续以大局为重，采取有效的干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