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死亡人数过多”：瑞典佛系抗疫失败告终？

曾批评意大利等国的全国封锁隔离政策的瑞典首席流行病学家蒂格内尔（Anders Tegnell），周三（6月3日）首次公开承认瑞典新冠肺炎死亡人数过多，指出“如果我们在今天所知的背景下再遇上同一种疫病，我认为我们会作出比瑞典严格一些、比全世界其他地方宽松一些的应对”。一直仰赖民众自律抗疫的“瑞典模式”真的失败了吗？

与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相比，瑞典的疫情绝对数字其实并非十分“凸出”。至6月3日为止，其确诊人数约4万，死亡人为约4,500，其每日新增确诊人数百分比也普遍维持在1%至2%的较低水平。而其病毒检测数量达至每百万人约2.7万次，比法国等欧洲疫情中心还要高一些。

疫情数据大输邻国

然而，如果与挪威、丹麦等北欧邻国相比，瑞典的数字可算是极为吓人。首先，挪威与丹麦的总确诊数字低于瑞典近四倍，而其每日新增确诊数字已长期处于远低于1%的零星传播水平。更严重的是，如果按照人口比例计算，瑞典每百万人的确诊人数是挪威、丹麦两国的两倍以上；其每百万人有450人死亡的数字，更分别较丹麦高出4.5倍，较挪威高出10倍；而挪威、丹麦如今只得数百位新冠死者。

为一直普遍支持“佛系抗疫”的瑞典民众带来最大心理冲击的是，当挪威与丹麦国内疫情逐渐受控，这些近邻竟然“嫌弃”瑞典，各自向对方开放边境，而继续向瑞典封关。

出于近乎“一切如常”的抗疫政策，瑞典保持向全欧盟及挪威开放边境，导致如今挪威、丹麦两国人民可以自由进入瑞典，反之则不得。这一方面导致瑞典反思自身是否防疫失败，另一方边也惹起这些在外人的印象中与世无争的国家之间的冲突——有瑞典人就呼吁要对挪威、丹麦封关报复。

更严重的是，虽然瑞典没有全国封锁隔离政策，但人们自律地减少出行、外出消费等行为，加上邻国经济受挫，也使瑞典难以避过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瑞典政府估算，其经济本年将收缩7个百分点。相较之下，丹麦经济本年预计只收缩5.3个百分点。从此等简单比较看来，瑞典较为严重的疫情与较高的死亡人数，并没有带来更佳的经济表现。

虽然如此，要说瑞典佛系停疫完全失败，却是过于简化讨论。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从“瑞典模式”当中得到什么教训。

养老院失守

首先，瑞典的新冠死亡人数有一半其实是来自养老院。虽然瑞典自3月底开始已禁止养老院探访，可是养老院的工作人员依旧要与外界接触，当社会普遍的病毒传播度仍高之时，病毒就有更高传入养老院的机会。

同时，政府为避免感染，并不鼓励养老院将患病住院者送到医院，又不容许院舍的护理人员未经医生批准为住院者提供氧气救援。如此种种失误，导致新冠病毒在养老院中横行。

不过，除却养老院的死亡人数，其实瑞典的疫情并没有离邻国丹麦那么远。因此，其单靠人民自律的抗疫政策已有一定成效。

从基础上说，瑞典佛系抗疫的最重大问题，是一个策略选择的问题。

“群体免疫”的赌注

在3月初疫情开始在欧洲大流行之际，人们对病毒传播能力等基本资讯也没有确切的掌握。在没有有效且安全的治疗方法和疫苗之下，各国的目标也完全一致：将病毒传播曲线压平，使得医疗系统不会不胜负荷。这，当然也是瑞典的官方目标。

然而，在未知病毒细节的情况下，绝大部份国家都选择采取了最愚蠢却最安全的方法，以几乎无差别对待的方式，将全国所有非必要经济、民生活动中止，变相是一种“无论有病与否”、“无论受感染机率高低”、“无论受病毒影响的程度高低”的全民隔离政策。在蒂格内尔眼中，这种措施既不能持久，也过于一刀切，当然是极不合理的。

于是，蒂格内尔就作出了大胆假设，认为只要能保持医疗系统不超出负荷，配合政府少量的禁制性政策（这样的话，即使没有全国封锁隔离，瑞典疫情原理上也不会跟他国有太大差距），瑞典就能在数个月内达成“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让社会在6月左右达至40%至60%民众有抗体的状况，使病毒难以传播。这样的话，瑞典承受了疫情初期较严重却在控制之内的冲击，最后却能在疫苗遥遥无期的情况下先行达至全民免疫。

当然，“群体免疫”这个名词3月以来声名狼藉，蒂格内尔也不敢说这是其佛系抗疫的政策目标。然而，蒂格内尔连月来也不断对首都斯德哥尔摩（Stockholm）的民众受感染比率作出估算，又声言其他国家可能比瑞典更容易受到第二波疫情冲击——此等言论其实显示出蒂格内尔心中正想达成“群体免疫”。

“超级传播者”现象或阻碍“群体免疫”

不幸地，蒂格内尔这一注似乎是押错了。截至4月底，从抗体测试得出的结果显示，斯德哥尔摩只有7.3%民众曾感染过新冠病毒，离40%民众拥有抗体的群体免疫“低门槛”甚为遥远。蒂格内尔对此表示震惊，却估算5月时的斯德哥尔摩已有近20%人曾受感染。

然而，根据一项6月2日公布的研究，在因其他疾病看门诊的人士中进行测试所得到的数据显示，瑞典全国目前在20岁至65岁的年龄层中，只有7%有新冠病毒抗体。虽然有关比例在斯德哥尔摩稍高，不过依然离群体免疫甚为遥远。

同时，近来不同国家的研究也初步显示，新冠病毒有可能主要依靠“超级传播者”传播。一项来自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LSHTM）的研究显示，10%的新冠患者是八成新冠传染的源头；柏林夏里特医院（Charité）则指此数为20%，同一结果也可见于香港大学团队在5月21日发布的研究；另一项来自以色列的研究，则将此数订于1至10%之间。

如果此种传播方式属实，当一个地区能避免人群聚集、不让超级传播者“有机可乘”的话，新冠病毒的传染率可能远比外界估计为低。

瑞典的官方抗疫政策似乎正好防止了超级传播者的传播：早在3月27日，瑞典已禁止任何超过50人以上的聚集。

这种措施一方面使瑞典能够在餐厅、商店、学校都几乎正常运作的情况下让疫情不至于大爆发，另一方面却使蒂格内尔的“群体免疫”遥遥无期。

各国陆续步入佛系抗疫阶段？

不过，虽然蒂格内尔如今似有“认错”，他仍然坚称瑞典的基本抗疫策略并没有错，甚至运作得甚佳。此话其实也有其道理。

瑞典的佛系抗疫，其实也并非政府完全不作为，而是政府放弃了全国封锁的一刀切政策，从“持久可行性”与“针对性”的角度去考虑具体措施。例如，根据3月时已大概可知的数据，瑞典一直容许16岁或以下的学生继续回校上课，如今已获包括丹麦等陆续解封的国家借镜。如果从结果上说，瑞典可说了有先见之明，没有让学生白白错过可影响终生收入的学习时间。

另一方面，从各国在疫情未有完全被消灭就逐步解封的趋势可见，大家其实也理解到全国封锁不能持久，最终无可避免要采取由人民自律为主轴，配合政府少量限制的“瑞典模式”。

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瑞典模式可以说是佛系防疫的话，全球其实已逐步进入佛系防疫的状态。瑞典相较于其他北欧国家的失败，并不是佛系防疫本身的失败，而是瑞典跳过了以强硬政策先将疫情大幅压止的步骤，从一开始就采取佛系政策，使得瑞典不必要地付出了疫情较重的代价，却得不到任何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