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余　中美相博的究竟是什么？（中）

时间迈入2020年5月，新冠病毒肺炎疫情（COVID-19）已然迈入新一阶段，诸如土耳其、巴西、印度、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成为新的“震中”，而中国及欧美也已迈过最凶险的爆发期，或进入复工复产的阶段，或迈入平稳期。这些地区的人们在面对疫情时终于不再那么狼狈，而是多了几分余力。或许也正因如此，大国在政治领域角力的程度，也随之加大了。

承接上文：疫情之下　好一场旷世攻防战（上）

正如前文所述，美国政府当下正与国会及媒体中的右翼人士一齐，将中国当做火力集中点，这恐怕不仅是为了“诿过”和选举造势，也是出于这类人士既有的美中竞争思维。

中国方面，官方对外策略也明显更为主动，在试图通过物资支援等方式巩固中国国际担当形象的同时，也以愈发严厉的措辞批评他国政治人物带有攻击性的涉华言论，不再容忍他国攻击中国。

事实上，单就过往数月的疫情期间而言，中美关系之所以发展到这种地步，与两国疫情状况发展密切相关——或者更准确地讲，跟美国疫情状况发展相关。

美国怒气缘何而来？

在错过“防疫黄金期”之后，各州于3月底开始落实的社会管制措施已难发挥最佳效果。相对于中国疫情基本集中于湖北的情况，美国疫情绝不仅限于纽约州。以4月底的情况为例，美国每日新增确诊和死亡案例仍然没有回落，而是维持在高位，也即所谓“高原化”（Plateauing），且纽约州累计死亡人数占全国比例从4月中旬的40%降至30%以下，意味其他各州情况亦同样严重，与中国疫情大抵被控制在湖北省内的情况大相庭径。

更值得担心的是，考虑到美国经济缺乏、人民也不相信公共社会保障制度的情况，美国历年来应对经济萧条的措施，都是为市场“注水”，令企业多提供就业机遇，鼓励人民消费。可是在今天美国仍未能有效管控病毒的情况下，一旦恢复就业与消费，病毒就会就将进一步扩散。可是一日不恢复就业与消费，经济就将承受远甚于其他国家的灾难性打击。

也正因明白美国独特的经济结构，白宫才一直呼吁尽早复工，特朗普甚至早在3月底之时便表示“复活节后便该复工”。即便是更为心系抗疫的各州政府，也皆于4月中旬开始密切讨论尽快复工的可能，虽然人人都知道安全的复工时机仍未到来；虽然一再有专家表示，如果过早复工，疫情可能会在7月或8月重新迎来更为骇人的高峰……美国政府何时复工的决策，更将对世界各国的防疫工作造成巨大影响。

平心而论，美国之所以成为此次全球抗疫之战最失败的案例，不仅与白宫乃至各州的政治因素相关，也关乎社会的整体心态。

在长达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在大多美国人的视角里，中国、韩国、伊朗乃至欧洲的疫情之所以严重，都是因为“他们”防控不当。因此美国非但没有从东亚各地抗击病毒的斗争中“见不贤而内自省”，即使在自身疫情爆发后也没能认清自身不足，反倒试图归咎对象，无论是质疑中国疫情数据，还是指责世界卫生组织，都是如此。可是，即便是中国、世卫乃至全世界“亏欠了美国，害了美国”，美国作此指责就能保得自身安康吗？

似醒非醒 何怪他人？

更何况，是因为中国有任何隐瞒，又或是世卫有任何偏袒，从而造成全球防疫延误吗？从12月发现未知肺炎，中国学者便开始将严谨的论文率先于国际专业杂志发表，中国政府也于12月31日开始便向世界卫生组织及美国等国通报疫情讯息。随着对病毒的了解，包括1月12日分离出病毒基因序列并报送世卫组织，1月中旬确认首位病死案例，1月20日确认“人传人”，中方一直在随时更新所了解的情况。世卫方面也于1月1日成立事故管理支持小组、4日向全球通报肺炎病例，10日发布预防措施建议，23日突发事件委员会确认人际传播并呼吁各国采取抗疫措施，30日确认事态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等等，整个过程的处理是相对得体的。

要认识到的是，中方在1月初至1月20日期间，处于对病毒的不了解、权力部门的过度谨慎及“维稳心态”，致使错失了两周左右的宝贵时间，但这绝对无法构成其他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自身辜负了两个月抗疫时机的借口，特别是当已经有中国、韩国、伊朗意大利这些“前车之鉴”的情况下。美国本来可以在1月便执行抗疫措施，非要等到疫情大爆发、医院堆满尸体时才如梦方醒，乃至依旧似醒非醒，这又怪得了谁呢？

事实上，美国“轻敌”的问题在各西方主要国家皆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以至于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西班牙等传统发达国家这次占尽全球疫情“榜首”。政府无力应对，民众一片惊恐，医疗防护物资大量短缺、医疗设备严重不足、医院医生难以承受，政府措施松散，民众不听劝阻，导致大面积感染。在这种情况下，愈来愈多的人开始对现存治理模式展开思索。而无论是再怎么批判中国，质疑中国的人，也都会审思这“第一个疫区”抗疫成绩背后的治理模式。

可是，这种反思会是个潜移默化、经年累月的过程。毕竟，认知往往是最难改变的。美国政界近期频频在各领域对中国发力，除了疫情、选举、大国竞争等上述因素外，更包括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也即“我是对的，与我不同的皆是错的”。

中美究竟在争夺什么？

自中世纪时期遭遇伊斯兰文明之后，中国是西方文明所遭遇的第二个大“异类”。而且伊斯兰文明至少也还有类似“笃信真理只有一个”的价值观，中国则是全然迥异的一套价值体系。且自西方文明数百年前成为世界规则的制定者以来，所遭遇的所有“异类”都是弱于自己的，而今日的中国则未必那么容易改变。对中美关系，乃至中西文明而言，能否逾越这层认知上的难关，至少寻得应对这种根本性分歧的解决方式，将会是影响深远的挑战。

将此带入到此次百年不遇的疫情中，所谓“中美博疫”，所博者又何止是疫情起源或“谁当负责”？更是政治前瞻性、决策力、稳定性；是对社会进行宣传、动员、集结、调配等多方面能力；是“全民选举制”和“党内追责制”孰能更有效地制约权力，令政府更为对人民负责；是个人、家庭、企业、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究竟该扮演怎样的关系；乃至于是人类社会将以何种方式解决越发凸显的治理问题。

因此，中美实则在争的是对上述这些问题的话语权，是谁能就这些问题为世界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这是个长期的竞争，此次疫情则是长期竞争当中的重要一役。

只有用冷静和理性的分析来看事实，将治理和意识形态评价分开，才能看清事物的本质。当人们尝言“这次疫情凸显出各个政治制度的危机应对能力”，其实更正确、准确的说法是：政制并非决定性因素，疫情所凸显的是各国政治治理能力的高下。

祸兮福所倚。在这场旷世中美大博“疫”期间，中国能否将初期所面临的危机转化为机遇？美国能否将当下的窘状转化为动力？归根究底还在于谁能更有效地管控疫情，谁能更好地应对疫情所附带的政治社会挑战，乃至谁能在全球见证下，更稳健地迈过这道试炼题。

未完待续：疫情之后　以何种眼光再看中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