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有话说】断言“新自由主义已死”为时过早
新冠肺炎的冲击还在继续，对于这一场由公共卫生危机引发的系统性风险，“不确定性”是尝试解读这一切的人们使用最多的字眼。此刻焦虑还在全球蔓延，其中包含对秩序的反思、经济前景的忧虑以及横亘在大国关系之间的“政治病毒”。
疫情触发的讨论扩散至多个领域，愈来愈多人开始思考，它将如何塑造新的全球化格局，国际格局中最重要的中美关系又会有哪些变化，对中国而言，当前到底处于一个怎样的国际环境。
就以上关切，《香港01》邀请前驻三藩、纽约总领馆经济商务参赞、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何伟文进行解读。以下为访谈实录，此为中篇。
01：从这次疫情来看，奉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似乎都出现了相似的一幕，前期轻视疫情，领导者极力淡化疫情影响，最后疫情逐步失控，陷入医疗系统崩溃的境地。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最近的文章中指出“新自由主义已死”。如何解读他的这番结论？
何伟文：各个国家政府应对疫情的效能不一样，关键在于，政府执政的目的是为了民众，还是为了领导者个人政治前途。
如果是后者，那么采取的措施最终就会走样。如果是前者，在没有选举压力的情况下，也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应对公共疫情的体制的差别，应对公共灾难需要有集中领导和集中化的体制，如果体制分散，就会产生巨大弊端。
新冠疫情表明，自由市场经济再次被证明不足以应对大规模公共灾难和大规模衰退两种风险，而这两种风险将长期存在。实践再次提出了各国经济体制的适应性挑战，需要各国政府负责任地面对和解决。
应对疫情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时候中国力量的优势体现出来了。这并不是说中国体制是唯一可行的体制，这是“方法之分”而不是“是非之分”。客观来说，美国联邦政府无法掌握那么多资源，呼吸机就只有几千台，很难调动，对于私人企业也只能与之商量而没办法下命令。
对于“新自由主义的缺点”要从历史角度来评估，在非灾难时期，新自由主义有一定的作用，不能只将它放在当下这个特殊时期下结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英国的经济资源全部由国家调动，特殊时期应对“外部敌人”需要有举国体制，但平常年月的经济模式又是另外一种。所以，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
01：短期来看，自由主义市场确实在疫情中暴露出了许多问题，疫情提供了一个反思的契机。你认为问题主要包含哪些方面？
何伟文：是的。第一，自由市场经济模式造成公共产品供应不足，在危机时期尤其明显。企业行为是资本驱动，不生产利润单薄的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研发疫苗不如推出新的护肤品合算。私人医院收费高昂，因为只有赢利超过社会的平均利润率，才值得去办。
第二，自由市场经济的逐利本质催生金融泡沫，但企业没有足够的抗御能力。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道指累计上升343%，同期GDP累计增长45%，工业生产指数则仍低于2007年水平，因为实体经济利润不及虚拟经济。而股市的繁荣靠债市繁荣支撑，后者又靠寅吃卯粮的债务经济支撑。一旦停工，债务链断裂，将立刻引起大面积失业和企业倒闭。而单个企业，无论多么强大，也没有足够的资源抵挡重大衰退；占企业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更是势孤力单，很容易接连倒闭。
第三，自由市场经济资本主导的规律，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大量中低收入者一旦失业，消费能力立刻下降，整个社会救济负担也将非常大。迫于无奈，美国政府只好再一次拿出看得见的手，且付出极大代价。
所以，既要强调市场的作用，也不能完全放任自由市场经济，无论是在特殊情况下，还是正常情况下，都应该思考如何做得更完善。
01：新冠疫情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了巨大冲击，越来越多国家开始反思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尤其是与医药相关的产业，已经提升到了国家安全的高度。在这种背景下，有人担心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上的地位会受到冲击，此外中美脱钩的趋势会更明显。对此你怎么看？
何伟文：分两种情况，第一，对于各国政府而言，重大危机来临的时候，最紧要的物资生产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一点无可厚非。
第二，是否意味着脱钩，我认为有所区别。疫情带来的产业链变化与经济规律带来的产业链变化要区别开来。从长远来看，依旧是经济规律起的作用更大。
有人说全球化要终结了，这一点缺乏依据。从地理大发现以来，尤其是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化最本质的驱动因素是技术和科学的发展。科学推动技术发展，技术再推动工业发展。
技术发展的一个直接作用是生产规模，规模足够大了就必须跨越国界。跨国界的规模有一个再生产的流程，其一投入最佳资源配置。其二，产出最高利润。这是客观规律，很难改变。
哪怕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金融危机，其中某个环节断裂，但之后又恢复了过来。从长远来看，支配全球产业链发展规律的依然是经济规律，不是如疫情一般的突发事件。
具体到中美脱钩，普遍来看推动与中国的产业链脱钩是美国政府政策上的需要，应该与经济规律区分开来。能否最终实现还是在于经济规律。目前为止，据中国美国商会发布的消息，75%以上的美国企业没有考虑搬走。
还可以追溯更早，去年8月初特朗普发布口头版的总统令，“我现在命令美国企业搬回”。而现实情况是，他说完几天后，美国最大连锁会员制仓储量贩店Costco在上海开业，当天现场人山人海。最近一个例子，总投资100亿美元的埃克森美孚重大石化项目4月22日在中国惠州动工，这是美国企业在华独资建设的首个重大石化项目。
诺贝尔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说过，“任何伟大的王者，也无法改变大海中的洋流。”因为这是客观规律，政治在一定程度、一定时间内会干扰和破坏这个规律，但无法改变它。
回到当下，这次疫情是否会导致产业链发生变化，我认为要看对经济产生了多大影响，产生了哪些新技术，或者导致了不同国家、不同板块经济力量此消彼长，从而形成新的产业链布局。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研究，目前疫情照出了这个重大问题，我们应该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密切跟踪事态的发展，不断丰富和更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