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承认新自由主义已死 新冠疫情的政治思想震荡
以《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书闻名的美国政治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4月初接受法国《观点报》（Le Point）访问时直认“新自由主义已然死去”，而这场疫情所显示出的是人们需要“一个强大国家政府”。
虽然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一直主张“小政府、大市场”的新自由主义扣连，不过福山早在2007年就曾在《卫报》撰文指出他口中的“历史终结”是终结于有着自由市场的民主体制，而在美国标准而言过于管控自由市场的欧盟才更切合他“后历史时代世界”的想法。
当时，在福山的眼中，“如果一个社会想切合现代，自由市场与民主政治体制之外并无其他选项”，而类似欧盟般“超越主权和传统权力政治”、“建立跨国法治”的全球化尝试，更是历史结终的标志。
自由民主体制不再是“终点”？
13年后的今日，专权体制下的中国抗疫成就难以否认，而不少自由民主国家却未见同样成就，福山也不得不为其过去的想法作出辩护和解释。
福山认为，中国的抗疫成就，并不代表自由民主体制的失败；一国抗疫成功与否的要素在于国家有没有“强而有力的政府”与“有效的医疗政策”，而这跟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并无关系。他就举出德国、韩国等自由民主国家中的抗疫有成例子为证。
不过，当福山能够这样解释中国体制的抗疫成就，其实也就是显示出他不能普遍化其“自由民主体制为历史终结”的论述——至少在抗疫所显示出来的管治成果方面来看，自由民主体制在这个维度之下已不再是“现代社会”的“唯一选项”。
虽然福山依然认为此刻西方民粹主义崛起，重新举起民族主义的旗帜，只是“弱化了的既有理念”的重现而已，因此更加证明“我们”活在自由民主制度这个“历史终结”之中。可是，这里的“我们”似乎已难以将中国包括于其中。
“大政府”的回归
同时，福山将抗疫之成归功于“强大国家政府”的角色，也显示出新自由主义这一套“以国家政府为主要敌人”的意识形态“已经死亡”，正如新冠疫情之前美国社会逐渐接纳“官办全民医疗保险”等“大政府”政策主张的既有趋向一般。
可以说，新冠疫情让人民重新发现了“政府的关键角色”，正式为新自由主义既有的衰败划上句号。这在美国共和党政府疫情之中向人民发放福利、救助企业，并要求航空企业以认股证方式取得政府就业补贴之中就明显可见。
福山本人更预言，未来的世界将回到1950至1960年代的自由主义：各国除了有自由市场与私有产权之外，还有着有效的政府机制，去舒减社会和经济上的不平等。
“去全球化”随之而来
在新自由主义衰败之下，全球化当然也不能幸免。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3月时就曾明言：“这场传染病大流行显示出，一些商品和服务必须置于市场规则之外。将我们的食物、自保与维持既有生活方式的能力交托他人，是愚蠢的行为。”
在自由市场的法则之下，一时之间的成本考量就是一切，因此不少医疗用品的生产都集中到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例如法国于2009年曾有过16亿个口罩的战略储备，后来却因成本考量而由之逐步将之降至2019年底的1.4亿个——新冠疫情来袭却显示出自由市场下的全球化趋势必须有所限制。
如果同一套“自给自足”的逻辑在医疗产品上适用，我们似乎难以阻止它逐步蔓延其他关键产业。曾经否定德法两国组成跨国高铁巨企的欧盟竞争事务专员维斯塔格（Margrethe Vestager）就表明将推动立法阻止外国支持的企业收购欧洲公司。德国的抗疫救市拨款也预留了1,000亿欧元用作阻止外国趁德国企业股价下挫而作出敌意收购。
福山认为，在疫情之前，“去全球化”的风气已在——例如特朗普的保护主义关税政策——疫情只让这种反思来得更急而已。不过，他认为去全球化不会让国际贸易回到数十年前的景况，而是一个“程度的问题”。
历史本身就没有终结
这一句“程度的问题”正正显示出政治、经济思想的本质。无论是自由民主体制，还是专权体制，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主张“大政府”的国家主义，无论是全球化，还是反全球化，其实这些概念都活在柏拉图的天堂之中，不能在现实世界找到。我们能够在现实世界找到的，是某一个特定的国家，当中的某些制度比较有自由民主的成分，另一些却比较有专权的成分——这就是一个“程度的问题”。
因此，说人类历史终结于自由民主体制，本身就是一个不能成立的命题，犯上了类别错误。
当然，熟悉黑格尔的福山喜欢将历史的发展配上一道理性的轨迹。如果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理性的，如果理性的作为是有目的的，那么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有目的的。对于福山而言，这个目的也许就是在尘世不能得见的、完美的自由民主体制，作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永恒存在的“最终目标”。
不过，正如福山2007年在《卫报》文章所述，他对于为何自由民主体制是历史终结的解释，是在于“没有其他选项能够得到更好的结果”。这一种说法，似乎已被各国应对新冠疫情的不同结果所击倒。因此，福山也就难以再有力地声称自由民主体制是历史的终结。
其实，即使只谈各个所谓的“自由民主”社会，它们其实一直在追寻着两个不可或缺却互相冲突的目标，一是“自由”，二是“平等”。过多的自由带来了不平等，过多的平等又带来了不自由。这永远一种没有终点的摆荡与发展。在1992年《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之人》发表后近30年的今天，福山竟亲眼目睹了这个愈发明显的钟摆活动，也许就不得不重新修正其思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