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再问中国数据：为何各国死亡率差异最大可至百倍？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仍然严峻，在欧美疫情成为主要爆发地之后，外界对中国防控的真实成果，以及对外披露的病毒信息都表达了很大的质疑。

美国政府从疫情之初就倾向于怪罪中国将病毒传播至全球，从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称中国数据“我希望是真的，谁知道呢？”，到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质疑中国政府的透明度，再到ABC等媒体报道“美国军方情报部门2019年11月递交武汉疫情报告”中质疑中国数据（五角大楼情报部门随后否认该报告的存在），都引起了外界的怀疑。

近期，伊朗数位官员也对中国疫情数据表示不信任，卫生部发言人甚至称中国数据是“惨痛的笑话”，称中国在疫情初期通告的疫情数据，令世界许多人认为新冠病毒就像流感一样，死亡率很低。

当下，中国统计的本国新冠肺炎疫情病死率在4.07%，已经是普通流感的几十倍。尽管如此，欧洲多个发达国家病死率皆超过10%，欧盟国家整体病死率高达8.53%，是中国的两倍，美国的病死率也已经攀升至3.54%，且还可能上升。

外界对此多有不解，发达国家的医疗水平和卫生条件比中国高出不少，中国的病死率真的可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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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和欧美发达国家的比较，舆论的质疑还有两个现象依据：第一，中国武汉疫情爆发之初，由于检测不足、医疗系统超负荷运转，有大量疑似新冠肺炎患者还未检测就死亡；第二，自3月底开始，武汉殡仪馆开放领取骨灰盒，有媒体报道亲属队列长达百米，加上“殡仪馆火化量、骨灰盒销量皆远超平日”的报道，给人以“武汉死亡人数远超官方数据”的印象。这些疑虑也令不少人判定疫情期间中国政府存在大量瞒报。

按照武汉市统计局及湖北省统计局往年数据，湖北省历年死亡人数为35万-40万，武汉市约为5万，也即平均武汉每月死亡人数在4,000人上下，冬季较高。疫情前，武汉数所殡仪馆所承载的是武汉及武汉周边地区的死者火化工作，在此基础上，疫情期间死亡人数的激增，自然会令各殡仪馆超负荷运转。

因此，在过去数月间，武汉及湖北因新冠病毒而死亡的人数，断然会高于官方所统计到的2,575人及3,216人，但这种存在于各国的正常情况，不应该用“瞒报”形容。这些质疑都是根据现象所得出的合理推测，但也仅是推测，终归无法得到印证。

相较之下，当我们思索“中国作为首个疫情震中，何以死亡率低于西方发达国家”时，也应该意识到，死亡率并不仅仅受到医疗条件的影响，各国统计口径本身也存在差异。

病死率为何会相差百倍？

现时，中国新冠肺炎病死率在全球是中等范畴。目前全球病死率最高的是法国，高达14%，在出现死亡病例的国家中病死率最低的是新西兰与科威特，低至0.1%。为何法国和新西兰的病死率能相差百余倍？显然没有人怀疑这是故意瞒报的结果。

所谓病死率，是新冠肺炎在一个疫区的累计死亡病例，占该疫区累计确诊病例的比例。然而这两个数字都受到各国检测规模和统计口径的影响。

检测能力和范围对这两个数据的影响极大。并非每个国家的确诊数据都能体现社会整体的感染率。

举例而言，韩国、德国较早地开始了大规模的核酸检测，病死率保持在低位；而美国在疫情开始初期检测能力受到阻碍，直到现在每百万人检测量也不及韩国。这是使得美国病死率一度颇高的原因，在检测范围大幅度提升之后，美国病死率方才出现下滑。

中国的情况则有些不同。人口众多的现实，致使中国即便在2月便已做到“想检测的人皆可接受检测”，也难做到部分国家的检测率。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中国采取了极为严厉的防控与追踪措施

另外，由于英国、西班牙以及美国一些地区的防控策略，存在大量轻症患者、无症状患者居家隔离乃至自愈的情况。即便是英国首相约翰逊（Boris Johnson）也“以身作则”，居家隔离10日后才前往医院，若非他的首相身份，则需待到入院后才能被确诊。这些国家的这类检测规定限制，使得大量病例不能得到检测，对确诊人数有一定的影响。这方面，中国存在类似的情况，也即在4月之前一直未公布“无症状感染者”的数据，并未将其计入确诊人数之中。

而对于死亡病例本身，各国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美国和意大利都将死后检测出新冠病毒阳性的病例全部算入死亡病例，这一规定已经相当严格。

然而，美国《纽约时报》4月5日报道称，美国有公共卫生专家及医务工作者表示，由于没有统一的汇报系统，加之新冠检测能力持续不足，以及一些偏远地区的验尸官缺乏工具，致使官方统计数据未能准确记录全美死于新冠肺炎的真实人数。意大利重灾区贝加莫的市长在此前也表示，有些人死因不明且未被登记为新冠肺炎患者，因为没有人在这些人去世之前或之后对他们进行新冠肺炎检测。

另外，据德媒报道，汉堡向疾控机构宣布的病死人数，与其对外宣布的病死人数并不相同，区别在于是否统计死于心力衰竭、糖尿病、高血压等基础性疾病的新冠肺炎患者。这部分人群在各国都存在，未来美国、意大利是否会因此调整数据也不得而知。

最后，各国人口结构的不同对死亡率也有很大影响。意大利65岁以上人口约占全国23%，法国为20%，美国则是16%，中国约11%，而老年人、具有基础疾病的患者死亡率普遍比其他人群要高。随着对新冠病毒研究的不断深入，人口结构的其他方面乃至各国的自然环境问题都可能成为死亡率变化的因素。

质疑中国数据的心理

一个疫区的病死人数和病死率乃由众多因素影响，且随着疫情的发展会不断变化。正因为这些因素，无论是中国的数据还是其他各国的数据，都存在着和现实之间的偏差。实际上，现在简单地比较各国的死亡率，本身就无甚意义。

中国数据是否是政府故意隐瞒？与现实疫情差距有多大？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只需持续观察武汉4月8日解封之后的情况。而中国各地3月下旬以来逐步复工复产，几乎没有发生聚集性感染的现况，或许可为观察人士所借鉴。

另一个需要提及的细节是，从中国对确诊病例的隔离、治疗、追踪等复杂程序来看，要在涉及如此多人的各种环节之中，同时做到防控追踪和故意隐匿死亡病例，几乎是不可能的——换言之，中国国民又非麻木的傀儡，若死亡病例可以被大量篡改，乃至与人们所亲身体会到的情况不符，那么中国国民也不会愈发认可中国的防疫策略及措施。若死亡病例被大量篡改，中国的疫情也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果。

此时各国部分官员发出对中国数据的质疑，更多来自不想担负责任、掩盖自身防疫措施不当的心理。至于部分媒体舆论的质疑，除了历史遗留的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也有一种不想，或不愿承认目前疫情局面的情绪，夹杂着人们在经历疫情惨状时，正常的愤怒、焦虑与不安。

当下，诸如中国大陆、台湾、韩国等地皆在对抗疫情方面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绩，诸如意大利、纽约等地似乎也在呈现疫情平缓的趋势。恰如中国疫情平缓之后，国民对政府的怨气逐渐平复，相信随着各地疫情平缓，这类“质疑中国数据”的言论也会逐步减少。

至于那些试图推卸责任、掩盖自身防疫措施不当的政客们，随着人们愈发看清其试图将疫情政治化的本质，终会令他们自食恶果，遭到自身人民的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