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赢出“口罩之辩”的文化意涵

如今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不过不少正被禁止非必要外出的西方民众依然未有外出时戴上口罩的习惯。周一（3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卫生紧急项目执行总监瑞安（Mike Ryan）依然维持不建议民众戴口罩的决定，指出没有证据证明民众普遍配戴口罩有何潜在好处。然而，继奥地利同日强制所有进入商店的民众配戴口罩后，美国有线新闻网络（CNN）周三（4月1日）也引述消息人士指特朗普政府有可能在短期内正式发出要求民众配戴口罩的指引。在“戴与不戴”的口罩之辩上，戴方似乎将会胜出论战。

口罩之辩，在东亚地区一直未有展开过。经历过2003年沙士一疫之后，中国内地、台湾、香港等地，都视戴口罩为常事。在“口罩文化”更为根深蒂固的日本，戴口罩更变成了一种“风土人情”，除了是防止病毒传播的工具外，人们也知道戴口罩更是一道自己与世界的有形屏障，戴起口罩出行变成了某些人的生活方式——一篇《迈阿密新闻》（The Miami News）早在1934年出版、讲述日本见闻的文章已有特别提到“细菌口罩”一词。

“戴口罩”变成东亚符号

然而，虽然由马来亚华人伍连德发明的现代口罩曾于1918年西班牙流感时在西方各国流行，不过口罩在西方却一直被视为单纯的医疗用品，不得作日常使用。东亚地区街头常见的民众戴口罩场面，更被用作东亚文化的符号。直到本年新冠疫情流行，西方民众即使迅速拥抱曾被视为专权的封城政策，也极少有人愿意接纳戴口罩的习惯。

戴口罩，更似乎变成了西方“远东猎奇”的对象。在疫情爆发之后，西方媒体有无数文章去分析、解说戴口罩的问题，当中除了对口罩功效的讨论外，将“口罩”与“东亚”两个本来没有关系的概念紧扣在一起更是常态。

一些作者尝试用善意的角度去理解东亚人戴口罩的习惯，例如一篇2月13日在《纽约时报》发表的评论文章就是东亚人遇上疫情集体戴口罩其实是“展示团结”的表现。不过，另一些作者倾向负面的猎奇心态就十分明显，例如一篇3月11日在《每日电讯报》发布、内容非常充实的解说式文章，就以“亚洲的口罩痴迷（face mask obsession）”起题，内文也用上“远东”等充满殖民地时代味道的用词。

不过，从防疫的角度上，口罩也许将成为西方避无可避之物。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就曾向《科学》（Science）期刊表示：“欧美的重大错误在于人们不戴口罩，（毕竟）这个病毒是透过飞沫与近距离接触传播的”。

目前，斯诺伐克、捷克、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Bosnia-Herzegovina），加上奥地利，已经落实强制民众在公共场所戴上口罩的措施。德国也逐渐有声音要求国家推动“全民戴罩”，而东部城市耶拿（Jena）周二也成为首个要求市民于商店戴上口罩的德国城市。上周才向国会斩钉截铁表明民众不必戴口罩的美国疾病预防及控制中心（CDC）总监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周一受访却表示正重审疾控中心的卫生指引，并有可能鼓励“全民戴罩”；特朗普本人同日亦说：“我们不会永远戴口罩，不过为了有效防疫，我们也许要戴上一段短时间。”

遍观这种态度的转变，我们可以说，在这场口罩之辩之中，支持戴口罩的一方已然得胜。

口罩之辩　有何可辩？

反对戴口罩的一方，一直有多种论点，以下用对话方式简单介绍与回应。

反：没有证据证明戴口罩有助防止新冠病毒传染。

正：虽然在新冠肺炎上，口罩效用的证据未必足够。不过，一项2008年的综合研究显示，在同样是冠状病毒的沙士之上，戴口罩有68%的防疫效用，相较之下，每日洗手超过10次则只得55%。同时，如果我们接受新冠肺炎主要以飞沫传播的话，逻辑上任何可以阻挡飞沫的东西原则上将有助防疫，不必先有实验或研究证据证明。

反：戴口罩不能百分之百阻止新冠病毒传染。

正：遵守交通规则横过马路也不能百分之百阻止行人被汽车撞死。

反：很多人不懂得正确的戴口罩方法。使用错误的方法戴口罩，除了将使口罩大大失去阻挡飞沫、微粒的效果外，还有可能增加戴口罩者触摸脸部、眼、口、鼻的机会，变相增加感染病毒的可能。

正：不能，不代表不能学，而且正确的戴口罩方法并非量子力学，几乎人人一学即能。

反：戴口罩会让人有“错误的安全感”，因而在其他卫生习惯上有所松懈。

正：虽然多国专家都有作出类似警告，可是并没有人提供过相关的研究证据（若有请告知）。即使戴口罩有可能给人“错误的安全感”，不过看到街上“人人戴罩”似乎也会给人“正确的警戒心”，让大家更努力的去维持卫生习惯。同时，一个戴口罩的人如果知道戴口罩会给他“错误的安全感”，那么他就很可能不会再有这种“错误的安全感”。

类似的讨论可以没完没了。不过，如果只谈新冠肺炎的话，由于没有病症却可传染病毒的患者甚为普遍，为免自己成为了“隐形的传播者”，除了在公共场合戴上口罩之外，似乎并无其他更有效益的做法。对于这一个论点，反口罩者多个月来也未能给出任何合理的解答。

当然，口罩之辩不一定要从理论层面出发，也可在实际层面显现。例如不少反口罩者皆会指出供应不足的问题，认为口罩该留给医护人员，因此一般民众不必戴口罩。然而，这种说法的逻辑却预设了戴口罩有效于防疫，只是供应不足而已。而解决供应不足的方法，不必然是减少需求，也同时可以是增加供应。

从以上讨论可见，反对戴口罩的人无论如何也难以驳倒“有口罩胜于无口罩”这个基本论点。正如“有禁足令胜于无禁足令”一般，西方国家面对疫情挑战，很快就采取了各种类似封城的措施。问题是，何以在戴口罩的问题上，他们依然普遍采取自由放任的做法？

何以接受戴口罩比接受封城更难？

有人认为这是习惯上，或者观感上的问题。例如《时代杂志》3月12日的一篇文章就引述学者说法，指出“在西方的社会互动中，人们需要展示自己的身份、与他人有眼神接触，因此面部表情非常重要”；同时，也有在英国教书的日籍老师指出学校明确要求他们不要戴着口罩讲课，以免吓怕学生。

不过，在习惯与观感背后，口罩之辩所显露出来的，更有可能是一种东西冲突，更确切地说，这是一种“西方不想变成他们眼中的东方”所造成的冲突。

香港网络生活时尚刊物《The Loop HK》在1月31日刊登了一篇文章，当中有一句话似乎正正点出了西方抗拒口罩的重心：在西方文化中，“公开戴口罩从来没有成为惯例，而且可能会被认为是怪异的、是不酷的（uncool），或者，由于没有一个更好的描述性用词，是亚洲的”。重点正正在于“亚洲”一词。

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无论是对希腊对抗波斯那一段历史的叙述，还是宏观而抽象的历史哲学，西方眼中的东方几乎都是一个没有个人的专制社会。例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在其《历史哲学》中就曾写出以下文句：“东方的道德是正面立法的问题……这个应该来自内在主观情感的东西变成了外来的安排”；在东方，“没有任何来自个人主体的东西（诸如性格、良知、形式自由）能被看见”；“个人对于自身有行动自由意愿的本质的认知”也来自外在法规。

口罩的意象，正好符合了这种西方对东方的想像：街上的人群都戴上款式差不多的口罩，像制服一般；在“蒙面”的人群中，只能看到人群，看不见个人。

这种看似没有个人的群体主义符号，虽然有时候是获得西方歌颂的（例如在有关日本口罩文化的无数分析文章之中），可是这无论如何也是西方人心中绝对不想变成的东西。当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戴口罩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亚洲的”，亦即是“不是西方的”——相较之下，封城本来就是隔离的一种方法，而“隔离”（Quarantine）一词本来就是出自西方的。

值得再思索的是，在这种符号意涵的框架下，当西方人被新冠疫情迫得要戴上口罩时、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戴着口罩的人群都有熟悉的西方眼睛时，西方人的自我认知，以及他们对东方的想像，将会有何等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