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斯初选首次遇挫　美国社会主义风头未减

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78岁参议员桑德斯（Bernie Sanders）以“老左”身份强势崛起，现已成为民主党总统初选的明显领头人。虽然他在2月29日南卡罗莱纳州（South Carolina）这个“拜登防火墙”大败于后者的黑人铁票之下，然若他能在3月3日决定三分之一党代表票数的“超级星期二”再下一城，本年大选对上特朗普的似乎非他莫属。这鼓“不是我，是我们”（Not Me, Us）的左翼浪潮，能否在百年来象征着“反社会主义”的星条旗上染出一片鲜红？

看着桑德斯的政策主张，很少人能够想像他能问鼎白宫宝座。如果桑德斯能落实政纲，所有私营医疗保险将被取消，转由国家营经不论贫富都一样的统一医保；包括无证移民在内，所有人都能免费就读大学；所有工人都由国家保证有工作岗位，而且将会得到大企业20%的股权；税率可高至8%的财富税将能实施，目标是将十亿美元以上资产拥有者的人数在15年内减半；用以开采页岩油的水力压裂，与煤炭开采将被禁止；入境和海关报法局（ICE）将被解散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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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社会主义”扣帽子　桑德斯对号入座

面对这一系列的自由派左翼主义，本已决定将任何民主党人标榜成“社会主义者”的特朗普，已经开动共和党党内机器，准备好未来数月铺天盖地的宣传，将民主党“送回老家”。2月26至29日的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CPAC），就充满了“社会主义：国家与社会的破坏者”、“对抗21世纪社会主义邪恶轴心的全球资源争战”、“揭穿与击倒企图骑劫美国的社会主义阴谋”等主题。一位正在训练共和党社会活动份子的众议员明言：“你们是在为美国的历史故事而战。”

对于共和党而言，桑德斯若得民主党提名，可算是正中下怀。而相对于同时主张财富税，却自命是“资本主义者”的另一左翼民主党候选人、参议员沃伦（Elizabeth Warren），桑德斯更是乐于对号入座。他早前接受访问举出古巴的识字教育政策为古巴前领袖卡斯特罗（Fidel Castro）说好话，引来轩然大波，更有可能导致民主党失掉另一摇摆州份佛罗里达州（Florida）的支持。然而，桑德斯没有选择淡化其言论，更明言“如果一个独裁政权做了一件好事，你就要承认它”。

这一份不顾政治后果、对自身信念直认不讳的习性使桑德斯一直处于华盛顿国会大厦的政治边缘。近30年来，他只是7项获通过法案的主要赞助人，其中两项更是关于其选区佛蒙特州（Vermont）的邮局更名事宜。如今，同一份坚持，却让他登上了民主党政坛的权力尖端，连象征党内建制势力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也不得不说她将会接受桑德斯的提名。

但是，美国人真的准备好接受社会主义了吗？

民主党与全国民情脱节？

根据《华尔街日报》2月14至17日进行的一项民调，有三分之二美国受访者表明对社会主义者作为总统感到不舒服。另一项由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在2月13至16日进行的民调，也发现只有28%受访者对社会主义有好感，而对资本主义有好感的则高达57%。根据《华盛顿邮报》在2月14至17日进行的民调，有35%受访者表示，在对上特朗普的时候，桑德斯自称“社会主义者”或“民主社会主义者”会让他们更可能反对他，表示更可能支持他的只有10%，而表示不会造成影响的则有53%。

从此等民调结果可见，美国民众至今仍然难以普遍接受“社会主义”这个标签。而更让民主党温和派担心的是，如果只计算民主党选民，有50%对社会主义有好感，而对资本主义有好感的只得46%——相较于共和党的7%对76%，以及独立选民的23%对59%，民主党的党内民情与全国民情差距极大。从这个角度看来，民主党甚有可能最终会选出诸如桑德斯这种社会主义者作为总统候选人，却因为与党外民情的落差，而最终失掉扳倒特朗普的机会。

话虽如此，不过解读政治向来有两个角度：到底政治是表达民情的工具，还是引领民情的运动？对桑德斯而言，这绝对是后者。而且，观乎目前美国的国内形势，桑德斯并非没有机会藉参选总统之机，让美国人重新思考既有对社会主义本能反应式的抗拒。

“社会主义”vs 社会主义

首先，即使“社会主义”的名号不得人心，不少美国人却倾向支持有社会主义味道的政策。根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2019年国家面貌（Nationscape）民意调查，有58%受访者支持向收入超过20万美元的上层阶级家庭加税；根据进步派智库“数据促成进步”（Data for Progress），支持民主党人提出的4种不同全民健保计划的受访者也分别超过四成，稍高于反对者。

其次，在目前美国贫富悬殊已至历史顶峰之际，认为美国正走上错误方向的民众比例自2010年超越认为美国方向正确者后，历年来未见有改变趋势。可见，美国人对国家政策早有求变之心，可惜无论是奥巴马，还是特朗普，一左一右的高举资本主义大旗，也无法给出让人民满意的答案。因此，桑德斯的左翼革命正好把握了改变人心的时机。

美国精神乃人为产物

这种看似不可能的改变，其实并非不可能——毕竟，美国精神的反社会主义成分，也不是从1776年立国之初就存在的，而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欧洲移民带着受马克思影响甚深的左翼思潮移入美国时，美国本土主义者将立国时所强调的自由、他们自身的仇外情绪，以及新崛起的爱国主义三者合而为一，而有意宣传而成的。例如曾坚定支持废除黑奴制度的美国军人卡灵顿（Henry Carrington）在其1892年出版的爱国专书《哥伦比亚选篇》（Columbian Selections）中就曾指出，为了抵挡外来移民，以及他们带来的危险政治意识形态，美国的爱国教育更为重要。此等逻辑明显将“美国精神”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

这种对立性的思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晚期与二战后冷战初开之际，于美国两度开花结果，造成了1919至1920年著名的巴尔马追捕（Palmer Raids），以及19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史称两次“红色恐慌”（Red Scare），以反社会主义为名对美国公民权利造成严重侵害。虽然两次事件最终都迫于美国国内压力而平息，可是对于社会主义的反感已在人民心中深植，在冷战期间更得到无日无之的宣扬。

理解到美国精神只是人为产物，就可想像到美国精神内涵变革的可能。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罗斯福新政也曾以社会保险、最低工资、最高工时等左翼政策来回应美国社会经济体系既有的弊端，可算是社会主义精神的展现。这种精神在北美大陆低沉良久之后，也并非没有再次兴起的可能。桑德斯也许就是将这个可能化为现实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