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中的戈恩还在继续撕扯日本的颜面

当地时间1月8日，暂时在黎巴嫩落脚的前日产-雷诺-三菱联盟董事长戈恩（Carlos Ghosn）终于召开了自他去年12月31日正式确认已逃离日本后的第一场记者会。

这位前汽车业钜子在记者会上声色俱厉的批评日本的司法制度和遭遇到的种种不平待遇，不过他却表明不会论及其电影故事一般、疑藏身乐器箱以私人飞机转折逃出日本的过程。

戈恩明显不忿自己即便为日产努力工作17年，拯救了濒临死亡的日本汽车产业，他仍是个“外人”，更被企业同仁暗算。这场备受全球关注的记者会，即使未能为戈恩洗脱涉罪污名，也将日本文化和蔼可亲、笑意盈盈背后的威权主义展露人前。

政府与企业沆瀣一气

戈恩的记者会不仅仅是“否认指控”、“解释行为，它正在展示日本充满陷阱的一面。尽管戈恩本人宣称“为了黎巴嫩政府和人民的利益”，不宣布涉事官员的具体姓名，只公开6名他认为曾参与密谋将他“踢下神台”的日产公司高高层

戈恩认为此案是日产前行政总裁西川广人和日产非执行董事丰田正和谋划下的“政变”，就是这两人为首的日产高层决心阻止雷诺与日产合并的方案。而日本的检察官、企业也与之沆瀣一气。

这一点和此前外界了解到的细节甚为吻合：日产的日籍高层一直想避免日产、雷诺合并，先在2017年4月撤销戈恩的总裁（会长）与行政总裁一职，后在2018年11月报案将其拘押。而丰田正和的所谓“下凡”（Amakudari）官僚身份，更显出东京政府的手影。

“下凡”在日本特指高级官员退休离职后，进入原部门管辖下的关联企业、独立行政法人、国立大学等机构，取得高级职位。“下凡”官僚可以取得高额报酬，相关企业也能借此于政商两界收获广泛人脉。而“下凡”官僚最常见的企业职务恰恰也正是“非执行董事”。

日产公司提供的人物履历也证明了这一点：丰田自从1973年东京大学毕业进入通商产业省之后，就在通产省担任了三十年职业官僚，并在2008年进入内阁官房，于任内退休。此后便以“下凡”官僚身份活跃于村田、佳能等企业，并在2018年6月进入日产。

日式司法黑暗面展露人前

此外，当戈恩专门在他的名单中谈及了西川、丰田以及负责与政府对接的前副行政总裁川口均、负责法务的执行董事纳达（Hari Nada）、监事今津英敏和三菱公司的秘书室长大沼敏明等6人时，外界已能发现一条清晰的“作案”轨迹。

日本财经界在2018年12月后大都知道，戈恩被逮是东京地方检察厅特别搜查部对今津、川口、纳达三人展开“机密调查”，又从大沼处取得企业秘密情报的结果。纳达在2019年10月还因为牵涉“薪酬丑闻”，被迫与日本检方达成协议，就“戈恩涉嫌金融犯罪”一案与检方进行合作。在2019年11月后还有消息称大沼和纳达也曾在戈恩于2018年被逮前向日本检方提交资料，因此，戈恩的发言已经撕开了日本政界介入日产内斗一案的经纬。

资料显示，直接干预此案的东京地方检察厅与员警机构还在此后的五个月里以“违反金融投资法”、“谎报薪酬”等名义对戈恩采取循环式调查、拘留、逮捕（即“再逮捕”）的流程，将其扣押一百多天。东京地方检察厅的检察官强烈反对过戈恩的保释，并在法院通过保释许可后的一个月将其再次逮捕。而且，根据戈恩的说法，在拘留期间，他曾有130日被关在无窗户的独立囚禁房中，而且每个星期只准许洗澡两次；保释期间也被禁止与其妻子见面。

戈恩曾一度寄望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在2019年4月时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官房长菅义伟等人的接触，以法、日间的外交手段解决自身的困境。但遗憾的是，两国高层间的对话并不能解决此案，当戈恩发现自己陷入“人质司法”（hostage justice）这一旨在强迫嫌疑人认罪的机制时，最终下定决心瞒天过海，以“非正常手段”逃出日本。

如今，日本一方面反指戈恩批评不公，另一方面却对戈恩的妻子发出拘捕令，又藉国际刑警的机制向戈恩穷追猛打，似乎有报复戈恩成功逃脱、让日本政府颜面无存之意。这种日式司法的操作，因戈恩事件变成国际焦点，也让人看穿外表美丽的日本文化背后暗藏着种种威权主义的心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