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之问】笃信“真理”的美国人
中美贸易谈判已经进行了一年有余，十数轮的高级别洽谈、两次“习特会”，依旧未能终止“硝烟”。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将于近期签署，但这也不能排除两国再起纠纷的可能。
需要认知到的是，中美贸易战只是中美冲突愈发激烈的一个维度，中美关系结构持续发生转型，近年来尤其凸显，无论是贸易战、两国金融科技情报纠纷、国际舆论对垒，还是美国政府对中国内政事务的干涉及指摘，这一系列表征性事件，都将在可预见的未来数年、十数年乃至数十年内持续爆发，而未来数月也将新闻不断。
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盘综错节的中美关系，予以较为完整的框架性评述。《香港01》将以8篇文章陈述我们对中美关系结构性转变的核心判断，此为第六篇。
【中美之问】系列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达成让两国在12月15日相互进一步加征关税的计划得以暂停，并开始了对已加征关税的回撤进程，为后续谈判提供了良好开端。贸易战打了一年多，纵然未来仍有变动的可能，第一阶段协议的签署也让双方有了暂时喘息的机会。
中美贸易虽在贸易问题上暂时停战，在其他问题上却并没有和解。此前12月13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举行的国际事务与中国外交年会上发表讲话时称，美国利用多个不同的国际场合来诽谤中国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以及与其他国家的互利合作，并以各种毫无根据的罪行指控中国。
美国在各个场合对中国相关问题和制度进行批判并非新鲜事。比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便是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中的批华急先锋之一，时常在各大公开场合批判中共，一时指责中国政府“压迫”宗教与少数民族人士，一时又声称“中国政府会毫不犹豫地利用华为设备窃取敏感数据”，还敦促东盟公开反对中国在南海的行动，指责中国在南海对邻国进行“恫吓”。
除了蓬佩奥，美国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也是对中国各项事务横加指责的“常客”。最近的一次是彭斯10月24日在华府智库威尔逊中心（Wilson Center）举办的首届弗雷德‧马勒克公共服务领袖讲座（Frederic V. Malek Public Service Leadership Lecture）上，发表第二次涉中国政策重大演说，针对台湾、香港、新疆、人权、贸易等议题批评了中国政府。
美国政府也在近段时间先后通过了《台湾法案》、《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美国政界在各项问题之上如此针对中国，究其原因，除了中美战略博弈及美国政治因素所致，也确源于美国政客乃至整个社会对真理的笃信。
人们的宗教和政治制度是有同源性的，宗教信仰与政治、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密切相连，在一系列核心政治理念中，都可以看到一个文明的宗教信仰之影响力，在美国尤其如此。
《约翰福音》14章6节写到“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类似的言语，在圣经中不止一次的出现。这种认为“真神只有一个，而假基督、假先知却有万千”的基督教信仰观，从根本上影响着美国乃至欧洲文明的世界观。追究基督教信仰的核心，纵然可以接受与抱持不同信仰的人共处，却也打从心底里认为对方是“错”的，而不仅仅是“与自己不同”。而对新教徒（Protestants）而言，更有必要传讲福音，以免对方因自身罪恶未得耶稣宝血洗净而坠入地狱。
诚然，宗教与政治制度有明显分别，欧美各国也早就完成了政教分离，但是宗教的核心信仰以及其价值观却是无法从社会组织架构中分割开来的。而纵使过去数百年间基督教价值观对欧美社会的影响力日减，却依旧无法改变人们思维上对“真理”的笃信。
在这套价值观体系之下，只要我认定我是正确的，那也就必然证明异于自己价值观的体系是错的，敌意与冲突也就很容易随之而生。纵使西方文化因经历了太多因意见不同而引发的战争和代价，因此有了“agree to disagree”（类似于伏尔泰“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的表述）的政治正确，但这也只是面临必然存在的分歧时的一种权宜之策，所体现的是逼不得已的妥协。
相较之下，在中国人所承继的文明中，人们更接受的是“和而不同”，体现在当代中国外交则是“搁置分歧，寻求合作”。纵使中国历史上也充满了各种以强权凌于他人之上的例子，但“和而不同”却一直是中国的政治正确，这与西方“agree to disagree”的政治正确有着本质区别。
当然，这些都是潜移默化的价值观，决定一国之政策的既有这类价值观因素，亦有现实的政治考量。人们当下需要意识到的是，当西方面对在文化、信仰、制度、政纲、处事方式皆全然迥异于自己的国家时，即使能够理性地搁置争议寻求合作，可一旦处于冲突期，便很容易萌生“他与我不同，所以他是错的，我要改变他”等想法。
自中世纪时期遭遇伊斯兰文明之后，中国是西方文明所遭遇的第二个大“异类”。而且伊斯兰文明至少也还有类似的“笃信真理只有一个”的价值观，中国则是全然迥异的一套价值体系。自西方文明数百年前成为世界规则的制定者以来，所遭遇的所有“异类”都是弱于自己的，而今日的中国则未必是那么容易改变的。
对中美关系，乃至中国与整个西方文明而言，能否逾越这层认知上的难关，至少是能否寻得应对这种根本性分歧的解决方式，将会是影响深远的挑战。
不过，美方这种“笃信真理”的情况也并非没有例外 。上文所述更多的是价值观深处的逻辑。但是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亦有诸多其他因素，譬如利益的考量、人性的欲望与恐惧等等，因此，政策的落实并非总是取决于信仰、价值观或道德。很多时候，这些“原则”亦会有所让渡。
异常讽刺的是，这些或出于利益考量，或出于个人贪婪，或出于现实所需的因素，反而令“笃信真理”的情况有了例外，也恰恰是这些例外让中美关系乃至中西文明的前景，多了一丝值得期许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