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巴嫩示威得偿所愿　难题随踵而至

经过两周的连续示威，曾经被视为国家英雄的黎巴嫩总理哈里里（Saad Hariri）终于黯然辞职；示威令本来互不往来甚至相互敌视的基督教、伊斯兰教什叶派及逊尼派民众团结起来，共同向“权贵”施压，打破了该国的政治逻辑。只不过，激发大批民众上街的黎巴嫩经济和债务问题，却依然难有解方。

哈里里这个名字上一次在国际媒体中广泛出现，还是2017年11月。当时身为黎巴嫩总理的他忽然现身沙特阿拉伯，宣布辞去总理一职，同时狠批伊朗操纵真主党试图暗杀他。这样离奇的剧情令大部份黎巴嫩人相信，总理正被沙特扣押，不得不“被辞职”。当时贝鲁特的大街小巷，四处都是“哈里里我们与你同在”的海报；无论是逊尼派、什叶派或是基督教徒，大多期盼自家总理平安归国。直到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飞往沙特斡旋后，哈里里终于能重返贝鲁特履行职务。

但短短一年后，物是人非，原本受万民拥戴的总理忽然间成为众矢之的。10月17日起，由于不满政府新增包括烟草、通讯软件使用在内的多种税项，大批群众走上街头示威；加之近年黎巴嫩经济不景，人民生活质素低落，示威诉求很快由针对“WhatsApp税”，转向要求政府下台及全面政治改革。

黎国经济积重难返

黎国经济积重难返早在示威初期，哈里里政府也想过“怀柔政策”。由于民众反弹巨大，政府在公布增税措施当日便即撤回方案。10月21日，示威者发起全国大罢工后，哈里里政府为平息民怨，曾责令数名内阁成员问责下台，并宣布总统、部长和国会议员大幅减薪一半，以图安抚国民的被剥夺感。此外，哈里里亦说服基督教和真主党盟友支持其经济改革方案，包括将电讯业私有化并改革供电制度，取代拟定增税项，弥补政府赤字；政府亦要求银行调拨33亿美元，支援政府。

然而，一系列措施仍未救回哈里里政府。21日之后，示威非但未有停止，参与人数反而愈来愈多，示威手段也一改初期“冲击模式”，转向手法更为丰富的嘉年华模式。深知难以取信于民的哈里里终在上周二（10月29日）辞职落台。

用“积重难返”形容哈里里面对的局面再合适不过。2011年叙利亚战争爆发时，黎叙两国签署的《经济和社会合作协调》协议仍生效，叙利亚人可免签证进入黎巴嫩，并获得居留权。战争爆发初期，黎巴嫩政府错误估计局势，认为入境难民数目可控，但到了2014年初，境内难民数已达95万人，占全国总人数六分之一；难民出逃路线也已逐渐定型，再收紧政策亦无济于事。最高峰时，黎巴嫩境内约有150万名难民，同区域仅低于约旦收容的270万人及土耳其收容的250万人；但这两国家经济及人口体量均远超黎巴嫩，不可同日而语。受难民危机影响，黎巴嫩额外增加了约20万贫穷人口及25至30万失业人士；加之黎巴嫩约有千万人口移居海外，是留在本土的黎巴嫩人数量两倍，大量中产阶级和受教育人士选择移民海外，令国内经济困难更为严重。

如果只有难民问题，黎巴嫩情况或许还不那么糟，但长期“借贷发展”模式面临外部环境冲击时，便经不起任何考验。上世纪九十年代黎巴嫩内战后，该国便走上依赖外债的道路，但随后的大部份时间该国“大乱未停、小乱不止”，先后与以色列、叙利亚陷入武装冲突，国内三大势力亦常对立，令所借债务未能投入到发展经济。2008年黎巴嫩各方签署《多哈协议》达成政治安排后，政治局势开始稳定，GDP连续数年保持8%左右增长，但到2011年难民危机后又陷入停滞。

如今，黎巴嫩公共债务占GDP比例已达到150%；即使在去年的CEDRE（为黎巴嫩大型投资筹集资金的国际会议），黎巴嫩获沙特、美国、俄罗斯、卡塔尔等国承诺提供110亿美元援助，但仍无法填补短期到期债务漏洞。今年8月，信用评级机构惠誉更将黎巴嫩主权债务评级调降至CCC的“垃圾级”，这也最终促使哈里里政府被迫推出一系列撙节和开源措施，引发如今危机。

黎巴嫩的困境不该由哈里里一人承担；不夸张的说，即使哈里里此时下台，也难改变黎巴嫩经济陷入“撙节开支—经济成长停滞—财政收入减少”的恶性循环。随着黎巴嫩债务水平继续攀升，本国货币继续贬值，人民生活质素持续下降几乎成为定局。届时，离开街头的抗争者必然还会回来。

因祸得福：族群问题暂时弱化

不过，黎巴嫩面对的也不只有愁云惨淡，至少在严峻的经济问题前，黎巴嫩示威者们打破了过往族群和宗教藩篱。黎巴嫩500万国民中，信仰基督教人士占四成，其中以马龙派为大宗；另各有27%国民分属伊斯兰教什叶派和逊尼派。黎巴嫩建国后，教派冲突成为该国政治的主旋律；最严重的情况发生在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由于大量巴勒斯坦难民进入黎巴嫩，令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群体间的平衡被打破，从而引发内战。

过去的战争历史，更令黎巴嫩社会实质已被部落化，不同群体间互不信任，少有交集，从而培养出自己的文化教育体系。由于内战后的《塔弗茨协议》规定黎巴嫩总统、总理和国会议长需分别由基督教、逊尼派及什叶派人士担任，令不同教派在政治上亦形成“小圈子”。

黎巴嫩的宗教团体皆建立了自己的政党和赞助网络，其裙带关系植根于社会每个角落；相比起内战时期，不过是军阀变成了部长。不仅是商界菁英需要与宗派领袖靠拢，民众亦依赖其领导来获得公共服务。至于中央政府，或是国民跨族群的团结意识，都格外薄弱。

不过，今次抗争主体聚焦民生和经济，却打破了昔日的社会界线，把逊尼派、什叶派、基督徒和德鲁兹人，贫穷和富裕阶层，以及城乡居民连成一线。每个群体都意欲撼动自身圈子的政治秩序—逊尼派想推翻哈里里、基督徒就针对总统奥恩（Michel Aoun）、而什叶派则不满真主党和国会议长贝里（Nabih Berri）。换句话，民众对建制的不满，已是全面认为所有政客皆是“天下乌鸦一样黑”。就算是在什叶派群体中有极强号召力的真主党，为保住盟友哈里里，攻击示威由“西方势力策动”，呼吁支持者回家，亦无济于事。

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不少西方媒体，将黎巴嫩今次抗争形容为“阿拉伯之春再燃”。不过，阿拉伯之春时示威者着重民主化、权力分配等政治诉求，今次示威却因经济问题而起，两者有巨大差异。当年包括穆斯林兄弟会、叙利亚伊斯兰势力等宗教势力藉运动获取政治地位的情况亦未发生，反而是全民团结弱化教派作用。从任何角度看，今次黎巴嫩示威都史无前例，而非过去运动的翻版。

政权真空危机重重

然而，促进国家团结只是运动的副产品；哈里里下台，也只能纾解民怨，难令黎巴嫩走出困局。反而是黎巴嫩当下的政治真空，却带来更大的麻烦。根据黎巴嫩宪法，现任政府需在新政府成立前看守，而哈里里去年3月赢得大选后耗费近八个月时间才组阁成功，可见在黎巴嫩各派势力分立情况下达成共识之困难。然而，无论是同海湾和西方国家商讨援助细节，或是面对即将到期的债务，一个看守政府都远不足够的。

与此同时，叙利亚国内各政治势力都同外国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一直以来，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势力都希望获得更多财政和军事话语权，从而对南面邻国以色列产生威胁，但这样的政策势必令期望远离动乱的基督教群体不满。接替哈里里的逊尼派领袖，又能否和他的前辈一样“硬颈”，不对沙特强势控制就范，仍未可料。

过去数年，尽管黎巴嫩内部政治时有冲突，但哈里里作为温和派，又继承其同为首相父亲光环，至少可令国家团结，减少区域势力插足机会。但过去一段时间，无论是穆罕默德王储强势的对外政策，或是波斯湾频发的袭击，都令该国地位更加危险。若政治真空持续，七十至九十年代的代理人战争或许将重回黎巴嫩；而这也是黎国各方最该警惕的。

上文节录自第187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1月4日）《黎巴嫩示威得偿所愿　难题随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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