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乌门】美国强大的制衡制度仍不足以制衡特朗普

特朗普牵涉“通乌门”事件上周继续发酵，美国驻乌克兰大使泰勒（Bill Taylor）22日出席国会听证会时，“证实”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同乌国调查前总统拜登之子间，存在“明确交换条件”，如此高层级的证供令特朗普面对比“通俄门”更恶劣的政治环境，亦反应美国制衡体系，和政治制度的完备。但同一套制度，却难阻特朗普团队成员胡作非为，更阻不了部分政客的短视。

听证会上，泰勒表示美国驻欧盟大使桑德兰（Gordon Sondland）曾明确表示：“美乌之间的一切，包括安全援助，都取决于泽连斯基是否公开宣布开展（对拜登之子）调查”。与此同时，泰勒亦表示桑德兰曾用“签支票前要先偿还人情”作喻，暗指援助及调查间存在明确“利益交换”。除泰勒以外，约万诺维奇（Marie L.Yovanovitch）、希尔（Fiona Hill），肯特（George P. Kent）等资深外交官亦逐一走入国会，指证特朗普及其私人团队利用外交权利谋取私利，前国安顾问博尔顿（John Bolton）亦准备作证。

保证“最不坏的结果”

作为职业外交官，泰勒的证词相较“通俄门”时特朗普亲信的证词可信许多；而根据盖洛普公司的民调，特朗普如今满意度净值已跌至-18%，较今年4月4%的差额明显扩大，深受事件所害。可想而知，民主党必然会紧追不舍，加快弹劾调查速度。

而共和党人深怕特朗普“身有屎”，亦纷纷戴定头盔。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接受采访时表示，若有罪证被披露，将支持弹劾特朗普；共和党参院领袖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亦承认若众议院通过弹劾案，参议院开启审判不可避免。事件爆发后，特朗普都用“叛国者”形容告密和作证者，甚至使用在美国极为敏感的“私刑”一词形容民主党人，凸显其焦虑。

虽然“通乌门”中政治攻防成为外界焦点，但无论是匿名官员透过媒体揭发事件；现任官员不惧仕途遇阻勇敢发声；国会提供平台令指控和抗辩有充分呈现机会，以及共和党人面对压力不得不“戴头盔低头”，都体现当今美国权力制衡制度高度完善，并非特朗普口中“深层国家（deepstate）”作祟的阴谋论。

更何况这样的制度并非第一次起作用。1973年7月起，国会、媒体及政府内部“告密者”便一道揭露尼克逊（Richard Nixon）在水门事件中的包庇者角色，促使其最终辞职。最高法院在“美国诉尼克逊”案中判令总统行政特权不可逾越法律程序，亦令特朗普如今拒绝交出外交电函举动备受外界质疑。

事实上，这道始于美国的权力制衡体系虽始于美国，也被多国效仿。韩国前总统朴槿惠滥权风波始于JTBC电视台穷追不舍报道，在国会中逐渐发酵；朴槿惠的总统生涯也在最高法院判令下走到终点。同民主制度一样，这套制衡机制也尽力保证国民无需忍受“坏领袖”的统治。

单纯制衡难保“善治”

可惜的是，这样的制度虽能确保“坏领袖”居于高位，却难确保“善治”。今次事件中，美国驻欧盟大使桑德兰被揭公开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施压:“如果不把（调查拜登之子的）事情公开讲清楚，他就会面临一个僵局”，只为配合上司意志，但如此赤裸的威胁无疑将重挫美国外交声誉。而特朗普上台后，在中东缺乏完整战略布局，只求靠撤军、亲以色列、打压伊朗等短视政策拉拢支持者，亦令美国国际信誉大降。

“目光短浅、缺乏善治”也非今日白宫专利。金融危机后，奥巴马对犯下大错的投资机构轻轻放下，令美国经济重现泡沫；医改法案审议时，共和党人屈于“不废除法案便支持社会主义”的指控，险些令大量中产基层“求医梦”付诸东流；特朗普上台后，无论是涉及年轻移民的追梦者计划，或是边境难民问题都成为两党政治游戏的战场。

但可惜的是，美国社会由政商学界至普罗大众，似乎满足于如今被动“惩罚犯错者”的政治设计，却鲜有思考如何避免犯错。毕竟，美国自建国以来无论在制度设计或是民权保障都走在世界前列，成为他国效仿目标；思想家们更总结出“美国制度独一无二，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美国例外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自我催眠美国全无“体制问题”。加之上个世纪，美国先后击败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冲击，更强化全民“信心”。

若更多证据曝光，特朗普也许会面临同尼克逊一样的待遇。或许只有当他的继任者重蹈覆辙，全民付出惨重代价时，“改革体制”才能成为美国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