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征关税后中美纽约密会 贸易战可柳暗花明?
近来人们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注大多聚焦于他对香港事务的发言,无论是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前线同示威者倾倾”,或是“怎么他们都说香港问题是我的责任”,都吸尽眼球。人们更留意到,特朗普似乎首次将香港问题纳入中美谈判议程中:“我绝对相信中国迫不及待想要达成贸易协议,但在此之前,中国应该先人道地解决香港问题。”
事实上,8月初特朗普对香港问题仍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更提出“香港问题应该由香港和中国自己处理。”但在幕僚和国会施压下,特朗普也意识到香港可作为对华谈判的筹码。美国媒体Politico上周三(8月14日)报道称,包括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John Bolton)与其他一些经济顾问,都主张总统应支持香港示威者,并摆出更强硬姿态。而最近一段时间民主党前总统候选人希拉里(Hillary Clinton)、民主党众议院领袖佩洛西(Nancy Pelosi)、共和党参议院领袖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等人接连在香港问题表态,一直避而不谈香港情况的特朗普也愈发显得格格不入。
但报道也表示,特朗普其实对此不感兴趣,他希望更专注于与习近平的贸易谈判,也担心批评中方会影响贸易协议的进度。事实上在特朗普关于“先解决香港问题”的Twitter中,大半内容仍聚焦贸易问题:“中国为了消化关税惩罚的冲击而大幅贬值人民币,并疯狂印钞。虽然对美国消费者来说,9月关税生不生效根本没差,但我们仍释出了一些善意,把部份货品的关税清单,延后到12月再生效……对美国来讲推迟关税真的还好,不过只是帮了中国一把,希望他们能知恩图报,感受到我方的善意。”
“3000亿”关税的底气不足
特朗普口中“知恩图报的善意”指美国贸易代表署上周二(8月13日)延迟征关税的决定:原订于9月1日起对3,000亿美元中国货加征的10%关税,部份商品基于健康、安全、国家安全和其他因素被排除。其中包括电脑、手机、鞋服等日常消费品,将延迟至12月15日才加征关税。
贸易代表署指出的“其他原因”,人们早已心知肚明。不过特朗普同日却主动指出此举是为了避开圣诞节前的传统购物旺季,担心对美国消费者产生影响,也打破了他一直以来“关税是针对中国出口商,对美国人无碍”的论述。北京方面则回应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落实两国元首大阪会晤共识,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对话磋商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
除了贸易代表署出面宣布延征关税,上周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应邀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财政部长努钦(Steven Mnuchin)通电话。同日,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在纽约会晤,就中美关系交换意见,事后中方仅发出60字通稿,并未提及会议内容。美国国务院发出的新闻稿亦出奇简短:“杨洁篪同蓬佩奥就中美关系深度交换意见”,同中方版本几乎一致。
过去几轮中美贸易谈判中,即使双方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各自释放的新闻稿都相距甚远。以去年年底阿根廷G20峰会后双方发出新闻稿为例,中方文件中出现“本着互相尊重、平等互利精神妥善管控”等体现北京立场的文字,而美方仅叙述停止征收关税、重启谈判的基本事实。今次双方有默契的保持一致,很大机会表示双方有较多共识;当然,今次中美两国对会面保持缄默,或许也同会谈讨论到香港、台湾等敏感议题有关。
美方放低姿态,也事关近来美国经济数据出现“警讯”。今年4月开始,尽管美国经济增长率及失业率等数据仍开出不错成绩,但反应投资者信心的债息已出现下跌,特朗普更不断施压美联储局降息以催谷经济。但美方经贸团队或许也没想到,“危机”来的如此之快。
宣布延征关税的次日(8月14日),由于投资者对短期经济前景不看好,美国债息出现“短期高息过长期”的息率倒挂,明显释出经济即将衰退之讯号,为2007年以来首见。当天美股暴跌,道琼斯指数以接近全日低位收市,报25,479点,跌3.05%,是去年10月后最大跌幅。一直以来,特朗普宣称“中国在贸易战中遭到损失远大于美国”,但今次除了承认“美国消费者亦受到打击”,又面临危危乎的经济数据,继续强硬似乎有些底气不足。
短期和解过于乐观
中美贸易战爆发以来曾有多个“柳暗花明”时刻。去年年底G20峰会后,双方谈判一度传出到达“文书撰写”程度,最后亦宣告破局;6月底的大阪G20峰会,两国再次和解,但也避不开7月底上海谈判后,美国宣布对3,000亿美元中国货动手。更糟糕的是,尽管经历多次反复,贸易战规模仍“阶梯式扩大”,即使今次贸易代表署“放生”部份项目,仍有近1,200亿美元中国货将在9月1日被课税。
不仅是美国,中国也困扰于贸易战及自身结构性改革带来的经济下行。中国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创下17年半以来的最差纪录;城镇失业率亦上升至5.3%,为中国公布这一数据以来的最高值。尽管如此,中美双方当下仅努力避免局面恶化,并不急于“达成协议”,主因乃两国对协议期望落差过大。
经过多轮谈判,两国都很清楚对方底线:中方不可能在原则性问题让步,削弱自身产业政策、允许美方监督、承诺不对美方后续动作进行反制,这些美方要求都等于让中国“全面任打不还手”;美国亦难以接受一个“只增购美国货”的方案,且不说白宫断不会同意,国会和美国媒体亦会将特朗普让步之举视为“对中国卑躬屈膝”,无助特朗普累积政治资本。
另一方面,双方经济尽管出现“小危机”,但同贸易战爆发前外界担心的“失控局面”仍有相当距离。中国方面,尽管GDP增幅出现微幅下降,但仍在一众发展中国家中保持高位。尽管大量以对美出口为主要业务的企业正将工厂搬出中国,外国对华直接投资数据却不降反增。
至于美国方面,尽管特朗普因“担心美国消费者”利益受损延迟征收关税,但贸易战开打后总体物价受影响幅度并不大。今年6月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较去年同期仅上涨1.6%,涨幅相当温和;反映原材料价格的PPI亦仅上升1.7%。迁离中国的工厂向周边国家转移,填补空缺:今年第一季度,美国自中国进口商品总额减少13.6%,同期越南对美出口额增长40%,韩国亦增长18%。
中美关系该有的样子
中美贸易战爆发以来,美国鹰派人士一方面希望中国可“彻底改变体制”,“全面开放市场”;当发现不可能实现后,转而希望中美间减少经济联系,实现“脱钩”。正如美国前财长保尔森(Henry Paulson)所言,在这套逻辑下,“中国不仅是美国的战略挑战,其崛起更以美国利益为代价”。或许特朗普未必有这样的认知,但这种想法正逐渐成为华府政治圈的新共识。当下的贸易战局势也为“脱钩”提供温床。谈判结果一来保持高度不确定,令出口美国的外资“能走便走”,加速撤离中国。二来,中美两国也未“撕破脸”,令资本有充足时间离开。
不过,中方对“脱钩论”的态度却由最初的“极力消毒”,转向如今坦然以对。贸易战爆发伊始,北京方面乐于透过“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向华府施加影响:保尔森、前国务卿基辛格等人悉数访华,同中国高层官员会面。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亦牵线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希望后者说服特朗普友待中国。然而随着库什纳早被排除出对华决策圈,“老朋友们”亦在美国舆论场式微,中方亦意识到:过去作为中美关系“压舱石”的经贸关系,已逐渐失去作用,中美关系已发生本质改变。
以目前发展态势来看,中美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保持“追赶态势”,双方综合国力差距也将不断拉近。当自身百年霸权受威胁,美国内部产生反感和敌意是再正常不过之事。面对结构性矛盾,中方要做的不是“解决矛盾”,而是“控制矛盾”,令双方关系不至于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大局即可;而在过去一年半的交手中,北京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面对此后的经贸谈判,中美双方能谈成自然是好事一桩,谈不成亦不是问题。更何况,即使在特朗普任内解决了“经贸问题”,下任总统在对华不友善氛围中,也会打出“人权牌”、“港台牌”,两国矛盾根源依然存在。既然如此,不如将外交重心转至别处:无论是推动中日韩自贸区,或是在近来印巴冲突中发挥调停作用,又或是加强同欧盟和英国关系,难度都比破解中美结构性矛盾来得小,在多极格局日益形成的当下,成效却一点也不小。
上文节录自第176期《香港01》周报(2019年8月19日)《延征关税后中美纽约密会 贸易战可柳暗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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