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有话说】陆学者达巍:中美矛盾的起因在于制度差异

撰文: 卓朋序
出版:更新:

有关中美领导人就最终贸易协定签订的会晤推迟的消息透露出之后,虽然3月14日上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应约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进行第三次通话,官方消息称双方在文本上“进一步取得实质性进展”,但外界依旧认为中美在达成关键性共识方面仍然有分歧。
中国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达巍就相关问题接受了《香港01》记者采访。他认为在官方消息出来之前,任何对分歧的猜测意义不大,推迟本身也是一种谈判策略。

香港01:最新消息称原定于3月底举行的习特会将延期,这反映了谈判背后的困难程度以及双方的谨慎态度,3月12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通话,称双方就关键问题举行具体磋商,而此前的第七轮谈话之后,官方消息亦称谈判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你认为谈判中有哪些主要的分歧使得最终协议难以落地?中美谈判的前景如何?

达巍:具体是什么分歧不好估计,现在还没有进一步的官方消息出来,凭空猜测并没有太大意义。总体上我对于谈判前景还是谨慎乐观的,至少双方都有意愿达成协议,而且在诉求方向上也不是完全冲突。美国方面的很多诉求和中国的改革方向是一致的,这也意味著双方在利益上并非完全敌对、完全矛盾或者相互排斥。诉求互补,双方意愿也有,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目前推迟达成协议,不能证明协议就达不成,双方也在沿著共同方向努力。我认为推迟显示了两个问题。其一,确实没谈完;其二,这也是一种谈判的策略。特朗普政府想传递一个信号,这就是美国并不急于和中国达成协议,只有中国满足到了美方的需求,才能签订协定。特朗普自己在推特上也说,只签订一个协定意义不大,需要的是一个好的协定。从策略层面看,中美谈判在某种程度上和美朝谈判有点像:方向确定了,中间可以停一下。所以现在中美还处于最后博弈的过程当中。

原订在3月底举行、一次敲定中美贸易协议的习特会,继早前传闻中的3月初海南会未成后,料将再度延期。(路透社)

香港01:有媒体报导称中国方面因为担心习特会像2月底的“特金会”那样无果而终,所以决定推迟落实最后的谈判协议。不过,各界也一致同意,推迟意味著更多细节上的磨合,是为了最终达成更稳固的协定。
从去年三月份贸易战开始,美国其实并没有实现预定的目标,比如减少贸易逆差。相反,有研究表明,美国的贸易逆差在贸易战以来甚至还逐月打破历史记录。
而现在特朗普则表达了想要达成协议结束贸易战的明确意愿,有分析认为特朗普当下面临的国内压力是一大重要原因。

达巍:国内压力当然有,但我不认为是主要因素。回过头看,在经贸问题上特朗普从竞选到现在,对中国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只是在表述和细节上有些变化。比如一开始宣称要宣布中国为汇率操纵国,这些竞选主张后面并没有继续坚持。现在美国主要谈的是结构性问题,这一点在竞选时基本并没有提过。但是无论如何,在中美经贸关系方面做一些大动作,本身就是特朗普的竞选承诺。

我不认为他仅仅因为国内的困境才倾向于结束贸易战,只不过现在在国内党内面临巨大压力的情况下,中美贸易战的尽快解决对他来说有好处,能转移一部分压力。

自从民主党掌控众议院之后,特朗普的执政面临更大的考验。特朗普在内政与外政上的任何举措,皆有机会受到来自民主党的挑战。(路透社)

香港01:的确特朗普上任之后还坚持履行竞选承诺,这在美国历任总统中并不多见。也有一种分析称,“中国牌”一直以来是特朗普手上的利器,所以现在暂停,是为了全面备战大选的时候更好地通过向中国施压来牟取政治筹码,所以哪怕现在达成协议,中国也应该警惕美国的反复。

达巍:这也是一种猜测。我确实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毕竟特朗普的风格有高度的不可确定性。目前也没有证据能证明,特朗普一定会采取什么样的做法,都是在可能性层面讨论。所以现在不好就具体问题提前判断。我们都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现在与美国达成协议也不意味著一劳永逸。中美经贸矛盾将长期存在。你问题中提到的这种分析有一定意义,因为可以提醒中方达成协议之后可能存在的变数。

3月5日午间开启的两会第二场“部长通道”上,商务部部长钟山回顾中美磋商过程,并表示“磋商非常艰难辛苦,对于成果应当珍惜”。(视觉中国)

香港01:中方的谈判风格与美国不同,中国习惯于先定下大框架,然后再协商细节。而在美国,总体的框架在部门之间的落实并不容易,因为会涉及到各自的利益。这两种谈判风格的差异对于谈判本身会有哪些影响?

达巍:我认为在这次会谈里,大的风格差异并不是很明显。其实美方的主流观点就是要推动中国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尽管每个部门有其各自利益和各自关注的问题,但是大方向一致。美方希望达成协议,这是美方的总基调。

中国方面其实也很清楚,希望和美国谈成。中国希望通过达成协议稳定中美关系,也有很多人认为,如果与美国的协商成功,也可以推动中国国内的改革开放。

商务副部长王受文周六(9日)透露,中美贸易谈判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已取得实质性进展,所达成的协议将会取消所有相互加微的关税;他同时强调任何执行机制必须“双向、公平且平等”。(新华社)

香港01:在去年中美贸易摩擦最紧张的一段时间,不少分析称,中美之间的分歧由意识形态造成,这也是双方矛盾难以调和的根源所在,但是我们认为不应该过度强调意识形态分歧的重要性。

达巍:我大致同意你们这个观点,如果把中美分歧狭隘地定义为意识形态是有点问题的。

中美意识形态当然有差异,但是肯定没有到当年美苏之间你死我活的地步,那种意识形态的分歧是以互相消灭为终点。中美之间肯定不是这样的关系。我认为这几年中美关系中出现的问题与意识形态有关,但不全是意识形态的问题。

现在看,中美两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差异,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其实很深刻,比如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其与美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之间的差异是造成当前中美经贸矛盾的重要原因。说到底,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多大作用,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中美的差异很大。这不是意识形态问题,但是和意识形态有关,或者说与中美的基本政治制度差异有关。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讨论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我能理解为什么有这样的讨论,但如果只强调意识形态则不太准确,其实中美国内政治、经济、制度的差异是一个更宏大、更复杂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