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胜选后，中美的“数码冷战”怎么打？

特朗普（Donald Trump）胜选后，各方普遍关注中美竞争的新发展，包括地缘、军事等传统硬话题，也有经贸、关税等舆论热点。而在前者外，数码权力则是近年方兴未艾、且颇受关注的新场域。

从内容来看，数码权力是围绕数码规则、技术、市场衍生的统治结构，并在数码浪潮与互联网崛起推动下，催生了全球规模的大国竞争，正如早前各国追逐矿产与原物料。其中，数码规则是数码权力的基础，既指导数码技术的生产与发展，确保产品之间相互沟通交流，也能规范强调隐蔽与虚拟的互联网空间；数码技术则是数码权力的核心，掌握先进技术的国家往往更有先发优势，能凭借技术垄断宰制数码权力；最后是数码市场，其实不论何种领域，市场都是实现权力的关键，因为技术最终都要走向市场、完成生命周期，才能推动下一步升级。

而针对当前的数码竞争样态，可以观察到非对称的三极鼎立格局，其分布也基本就是各国的国力反映：美国整体领先中欧，无疑是全球数码霸权；而中欧虽落后美国，但前者具有超大规模的数码市场，后者则掌握效力广布的数码规则，双方皆有后发超赶的潜力，长远来看将持续瓜分美国影响力。

中美的各自优势

首先观察美国。毫无疑问，因为先发优势，美国能用技术维持自身数码霸权，同时推进自己的全球数码战略。

冷战以来，美国就长期占据数码技术的制高点，包括半导体、人工智慧、量子计算等场域。以近年引发热议的人工智慧为例，ChatGPT和Sora的相继问世，都凸显美国在人工智慧的技术领先地位。而华盛顿也凭借自身技术优势，持续向数码规则与市场辐射影响力，建立全球范围的对美数码依赖，从而巩固自己的数码霸权。

中国则以市场为基础，全力追赶身为霸主的美国，道理就与其他产业类似：量变推动质变，超大规模的单一市场意味著规模经济，所衍生的成本摊薄效应与虹吸效应，都让身为后来者的中国，具备了数码市场的权力优势，能与美国一较高下。

以智慧工业机器人为例，2013年中国刚取代日本，成为智慧工业机器人装机规模最大市场，占全球份额的20.8%。到了2021年，中国的智慧工业机器人市场规模就已超过世界其他国家总和，达到26.82万台，占全球份额的51.8%，同期美欧分别只有3.5万台和5万台。

半导体也是另一个重要例证。2022年，中国半导体采购额约占全球市场的31.4%，是全球最大单一国家市场，而同期美欧的全球市场份额分别是24.6%和9.4%。毫无疑问，这种优势赋予中国市场吸引力，根据Pitchbook资料库统计，2021年全球人工智慧风险投资中，有70%流向中国市场。

近年崛起的人工智慧就更能体现中美的不同优势：美国在人工智慧企业、高品质人才、芯片方面领先，中国则在人工智慧市场应用上表现优异。根据世界人工智慧大会发布的《2022全球人工智慧创新指数报告》排名，美国稳居全球第一，并在创新环境、科技研发等5个一级指标，论文、人才等9个二级指标中处于领先地位；中国排名仅次美国，同样位处第一梯队，领先德、法等位处第二梯队的欧盟成员国，但尽管中国在人工智慧期刊、会议和出版物总量方面领先，美国的论文影响力和引用率还是更胜一筹。

整体来说，中美的各自优势体现了两强围绕技术与市场的不断争夺：美国作为技术领先者，能以先发者优势占据他国与国际市场；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体量，则能加速自己完成技术的生命周期，并通过锁定数码技术创新者、技术产品供应商以及消费者，来获得后发的市场支配权力，同时利用市场准入达到战略目的。说得更直接，市场影响技术的革新速度，技术则有助拓展国家数码产业在全球市场的份额，中美正是在这种结构下竞争数码权力。

“新冷战”下的数码竞争

而这种竞争无疑是中美大博弈的板块之一。即便数码常以虚拟形式呈现，但两强的数码竞争，基本就与现实世界的地缘竞逐、乃至宏观的权力转移模式如出一辙：技术与制造能力增强、市场规模扩大，都赋予崛起国超赶技术霸权国的理论和现实可能，让做为后发国家的中国有机会改变数码地缘的单极权力结构；而从美国的视角出发，为维护自己以技术为核心的数码权力金字塔，其必然对做为后发追赶者的中国进行压制。

华盛顿近年的明显做法，就是采取“去风险”与“强韧性”的双管齐下。在“去风险”上，美国基于“中国是美国最严峻战略竞争对手”的论述基础，不断生产科技领域的“中国威胁论”，将技术政治化与武器化，并以安全为由开展对华封锁与打压。在“强韧性”上，美国除了提出数码产业政策、推动技术创新，也企图建立广泛的技术联盟，来重塑技术供应链体系、强化供应链韧性，以此服务美国的数码霸权战略。

但在盘根错节的生产体系下，被压制方、甚至是被动员方，都不会对此坐以待毙，近年的明显案例，就是欧盟对Google等数码巨头持续发起反垄断调查，以及英伟达（NVIDIA，又译辉达）、英特尔（Intel）等美国高科技公司争取向中国市场推出“特制芯片”。

根据英伟达2023年财报，该公司的中国市场营收在其全球市场营收占比高达47.3%；在需求规模高达70亿美元的中国人工智慧芯片市场中，英伟达的市场占有率更超过90%。说得更直接，中国市场是影响英伟达全球市场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在美国大打“数码冷战”的背景下，英伟达为最大程度降低美国芯片出口管制政策的冲击，不断向政府展开游说，同时设法绕开出口管制规则，并计划向中国市场推出的“特制芯片”。无独有偶，为与英伟达争夺中国市场，英特尔也接连推出Habana Gaudi 2等面向中国市场的“特制芯片”。

显然，即便美国压制来势汹汹，中国的市场规模优势还是对美国的“去风险”、“强韧性”形成一定对冲与牵制。而这也体现当代“数码冷战”的真实底色：在数码资源相互关联、资源价值彼此互嵌、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全球体系中，技术领先未必能形成绝对的体系性控制，而是会受到市场与规则制约。因此与其用“技术决定论”的概念框定中美数码竞争，不如用描绘这波中美“新冷战”的“竞争性相互依存”概念，不仅更符合现实，也更有视角上的启发性。

“竞争性相互依存”的最大特点在于，随著竞争方的相互依存度不断上升，各方对于彼此的竞争制约也大幅提升。而在“竞争性相互依存”关系中，竞争者都试图利用自身优势来控制对手及扩大影响，因此国家最重要的任务是专注于获得相对优势，权力并非任何主体的天然属性，但控制关键要素的将能推动权力的此消彼长。

例如，尽管美国拥有数码技术优势，但这种优势能被中国的市场规模部分抵销；正如美国虽有自由民主的话语优势、甚至是美元与美军的历史积累，但这种优势在策动印太各国围堵中国时，就不免会踢到铁板，包括力求避险的多数东盟（ASEAN）国家，以及一度与中国互动恶劣的澳大利亚，因为与中国盘根错节的经贸互动，将让这些国家无法承受“脱钩断炼”的真实成本。

“美国优先”正让欧洲芯片颤抖

当然，特朗普的未来政策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中美“数码冷战”如何发展进行，还有待后续观察与验证。只是毫无疑问，特朗普浓厚的“美国优先”底色，已经引发各界紧张，尤其是芯片产业。

早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就多次抨击拜登（Joe Biden）政府的《芯片法案》是一项“糟糕计划”，接著大力吹捧自己一贯主张的关税政策，声称美国可以通过一系列关税操作，促使半导体生产商前往美国建厂；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Mike Johnson）还暗示称，特朗普执政后可能废除《芯片法案》。

因此11月11日，欧洲三大计算机芯片制造商——德国英飞凌（Infineon）、意法半导体（ST）以及荷兰恩智浦（NXP）就罕见集体发声，表示所属公司业务，正因行业的不确定性、民族主义政策趋势而受损。

英飞凌的CEO汉贝克（Jochen Hanebeck）提出警告，“危险在于，这种分散裂解趋势正在加速”、“供应面正在分裂，而关税可能会使情况变得更糟，现在关税似乎无法避免了”；恩智浦的行政总裁席福（Kurt Sievers）也表达类似观点，指出没有任何国家能够主宰芯片产业，也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独立于世界之外，“如果这种情况成真，芯片将变得非常昂贵，以至没有消费者能够买得起任何使用芯片的设备”，“我相信，随著时间的推移，每个政府将会明白这一点”。

意法半导体执行长谢利（Jean-Marc Chery）则直指美国，表示要在地表个别大陆上重建供应链和生产链，来生产“中国为中国制造”、“西方为西方制造”的芯片，材料和工程方面的成本都很高，因此他只能说“恭喜美国新总统”。

从市场定位来看，德国英飞凌、意法半导体、荷兰恩智浦三家公司，都是汽车、电力控制和工业用芯片的主要供应商，并因中国电动车市场的蓬勃发展，所以在华业务开展得相当强劲，因此主打对华关税的特朗普胜选，无疑是对三家公司构成了极大风险。

归根结柢，中美矛盾已经进入新阶段，牵涉其中的不同行为者往往无法独善其身，也必然要承受两强博弈的相关成本。不论特朗普会如何推动中美的“数码冷战”，美国必然希望深化对数码技术、乃至市场、规则的单向控制，同时巩自己的单极权力结构，而中国作为后发追赶者，也不会在这场博弈中甘居人后。未来的全球数码争夺，则将因此反复展演“碎片化”与“再整合”，成为当代中美博弈的新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