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遭遇“底层毒化”？｜安邦智库

自2000年之后，中日关系就进入了动荡下滑的“怪圈”，既有的领土-领海争端和地缘政治冲突叠加历史问题方面的争端和意识形态，呈现出多角度的对立。在“抗日神剧”等简明故事的催动下，多方面、多层次的冲突因素将中日关系持续不断地往低迷状态拖拽。不过，与中日关系整体的低迷状态相比，官方层面的回暖努力一直都没有完全中断过。在安倍晋三首相的第一个任期内，中日之间提出了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表述；在福田康夫首相任期之内，中日之间正式建立了“战略互惠关系”。

此后，虽然历经多次波折与反复，中日高层之间的交流沟通也数度有所停滞，但是高层之间全力推进双边关系友好发展的举动却从未停止。去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三藩市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双方重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和共识，重新确认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两国关系定位，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

今年6月起，中日之间多个渠道的高层互动十分频繁。虽然在针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制裁上，日本整体上采取了追随美国立场的做法，但是日本自身的对华经贸关系依然在持续发展，根据日本方面的统计，日本对华贸易依然向中国贡献了5万亿日元的顺差，为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做了贡献。从对华遏制的具体方面来看，日本也始终与美国保持着一定距离。在文化交流层面，以日本文化作品，尤其是动漫为媒介，中日文化交流也出现了明显的一波小高潮。近两年《灌篮高手》电影版，新海诚作品《铃芽之旅》和《你的名字》先后在中国国内上映。今年，日本知名漫画家鸟山明去世，其传世经典《龙珠》也在中国大陆地区掀起了一波复热。

与这些层面的热络相比，民间互动在近几年却呈现出明显而极端的“不和谐”。接二连三的一系列“仇日”事件，凸显了中日关系在底层民众群体中存在着非比寻常的趋势，这些值得关注的“仇日”事件包括有：1、苏州小姑娘因为穿和服拍照而被警察抓走，当地警察显然认为这种行为“有辱国格”，并且事后没有承认错误；2、苏州的日本学校校车被袭击，事件导致了一人死亡，外交部的反馈是“个别事件”；3、中国的“网红”以游客身份到日本，然后到特定景点去泼油漆，为自己挣流量；4、同样是一名中国网红，为了博得关注和流量，到日本公众场所解开裤子去撒尿，代表“坚决反日”，此事在网络社会的底层部分，尤其是在边缘地区的网民中赢得一片“叫好”；5、近日，深圳日本人学校的儿童再度遭遇袭击，事件直接导致一名儿童死亡，引发了日本民众、企业和政府的强烈反弹。

在深圳的袭击事件中，警方通报指出，袭击者自身有诸多前科，暴力-反社会倾向比较明显，再度解释此案件“仅是个例”，因此没有普遍意义。但是，在敏感的日期（“九一八”），针对特定的对象（日本人学校学生），而且使用了残忍的手段，很难否定其对于日本人群体的专门针对性。

这一系列事件，都涉及到底层民众以及底层执法单位的作为，他们的表现明显与中央高层的步调不一致，没有真正与中央保持一致的觉悟，这是底层群体已被“毒化”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底层民众是一个易受感染的群体，本身就拥有易感体质。他们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缺乏对知识和文化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行动带有明显的盲目性，严重缺乏理性思考的能力。从学历上看，网民群体中，初中、高中\中专\技校学历的网民群体占比分别高达40.5%、21.5%；受过大学专科及以上教育的网民群体占比为18.8%。小学及以下的网民（仅拥有很有限的识字文化水平）占比也不少，达19.2%。截至2020年6月，我国网民的人均每周上网时长为28个小时，整日泡在网上的时间不短，但看到了什么，得到了什么，实际大有疑问。网民规模（9.98亿）虽然庞大，在世界上数一数二，但我国网民中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还不足一成，即便是拥有这些学历的人，实际也未必就受到过良好的理性逻辑教育，所以中国的网络社会主体，基本就是一个声势浩大但理性判断能力却十分低下的庞大草根群体。

这就是受到强烈网络文化冲击和影响的中国底层民众群体的真实现实！

近一些年以来，所谓的战狼文化、抗日神剧、神经质的民族主义思潮，甚嚣尘上，以其总量规模的优势（低文化网民比例高），在中国社会中形成了客观的群体性格，吸引了大批追随者，甚至吸引到了包括部分边缘知识分子在内的民众，随波逐流地加入其中，以至成为了中国主流文化思潮。表面看这些“遥遥领先”、“爱国生意”、“反潮流”、“反改革”、“反英语”、“仇外”、“期待文革再现”，仅仅是属于边缘、底层群体的部分兴奋点，但实际上他们的冲动，远不止仅限于此。他们事实上什么都会“反”，正如民族主义常见的自噬特点，在网络氛围的强烈影响和催动下，他们一旦拥有了“主流”的权力意识，那就等于得到了宣泄各人诸多不满的“尚方宝剑”，获得了大举杀出的机会，杀向可能的、所有的一切。近几年边缘地区的退役军人群体表达不满的集聚事件，此起彼伏，就是一例。

底层民众，是一个易感的、易被毒化的群体。他们现在针对的是外国人，表现为“仇外”，但只要有人煽风点火，只要舆论政策继续摇摆，留下空间，那么他们就非常容易走极端，由外向内，矛头可以指向整个社会的所有人。

现在的中国，这种“毒化”社会的情况实际已经出现了相对固定的、特定的“操作流程”。第一步，只要网红和自媒体看到潜在的立场正确、尺度安全、容易形成舆情的潜在热点，各个政治光谱的自媒体们就会开始集体抱团，互相找话题，开始共同下场蹭热点，带动节奏，形成一种大型的、集体无意识的舆论运动。第二步，只要网络上的“运动”开始，就一定一往无前，容不得反驳空间，因为流量规模会不断放大，摧枯拉朽，逐步攀升，不断突破圈层，最终形成10亿网民（接近中国全社会）的“共同意见”和舆情风浪。第三步，这种共识和舆情一旦形成，对舆情监测的各个原子化的探针观察员，不仅会直接反馈给高层，而且会直接影响甚至裹挟高层决策本身。

实际上，这是一个完整的操作流程，运作日益明朗化，已在社会中形成了各种潜规则和潜组织，在让“主旋律”黯然失色并且事实失控的同时，已成为“毒化”底层民众的常规性社媒体系。底层民众在不经意之间被操作，被导引，被“毒化”，成为各种网红的盲目追随者，然后在网红预先设定的目标上倾泻怒火，借机发泄各自的不满，塑造风起云涌的虚假社会形态。

从底层民众被无意识的“毒化”开始奠定基础，再到网络舆情汹涌澎湃的操作流程，中国社会实际已经形成一种独特的、难以控制的民众环境，这一点与世界各国都有所不同，非常不稳定，后果也非常严重。

在这次的深圳事件发生之后，《读卖新闻》等日本主要媒体均进行了跟踪关注。日本岸田首相也立即表达了关切和抗议，岸田认为，这次袭击是“卑鄙的罪行和严重、严峻的问题”，他敦促中国保护在中国的日本人。岸田指出，“我们强烈要求中方对这个案子的案情作出解释。这个犯罪事件已经过去了一天多，我们已要求他们尽快作出解释。这样的事件绝不能重演。我们强烈敦促中方确保日本国民的安全”。对于一向讲话字斟句酌、多少带有保留的日本人来说，岸田讲话的严重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或许比日本的官方反应更为严重、更为重要的一面是在民间，这方面日本企业的行动就很有代表性。日本松下和东芝集团在袭击事件后均发出通知，将允许驻中国员工携家人暂时返回日本，费用全部由公司承担，这几乎等同于战时“撤侨”的行动。政府之间的对抗，尚可以因时间和时机而修正，民间社会的激动情绪，则远不会那么轻松地可以修复。或许可以这样说，这次的深圳袭击事件，中国方面虽然立即表达了“遗憾和痛心”，但因为事件已经深入民间社会，这种情况即便是再换三任外交部长，可能都未必能得到纠正和熨平，以往中国的很多外交努力，显然都因此而白费了。更为严重的是，现在远不仅仅是日本一国对于深圳袭击事件感到愤怒，从英国到美国，再到欧洲，几乎整个世界对此的反应大都是一致的，完全无法接受这种一而再地针对儿童的懦弱行为，中国在世界的负面形象，可以说是一沉到底。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实质上要好于中美关系。中国“崛起”声浪高涨的时候，日本还在向中国提供“援助款”。在西方政界呼吁对华“脱钩”之际，日本虽然在追随，但是一直都有保留。对于美国反复要求日本拓展在台海事务中的存在一事，日本民间的抵抗声浪也一直十分强大。特别是近两年，日本药企更是大力协助中国药企“出海”，这种在外力协助之下的“出海”，也是今年中国许多药企的盈利创下新高的重要原因。很显然，在中美竞争激烈的条件下，中国现在以及未来，恐怕会更有需要依赖日本技术以及日本企业，而不会减少这种依赖。令人遗憾的是，现在中国底层民众的极端行为，给了日本保守势力对内压制反对声音，未来走向全面“联美抗中”的努力提供了更充足的理由。此外，还有日本占有优势影响力的东南亚国家，负面的“蝴蝶效应”，绝对不应低估。

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犹如过去俄罗斯与德国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有着抵抗地缘政治压力的共同需要。问题在于，中国的政策摇摆不定，没有清楚识别中日关系与中美关系的差异，将其一揽子、大概齐地归结为“西方敌对势力”，这种视角将会为未来的中日关系带来很大的危害，尤其是在底层环境被“毒化”之后，高层的任何努力其实都是白费劲。所以，未来的中国政策早日结束摇摆，确保正面的政策影响力能够穿透底层社会，这是至关重要的关键点。现在似乎已经到了该调调头，换换红绿灯的时候了。

最终分析结论：

如果中国在关键政策领域继续不作为，无疑会为今后日本的保守势力提供更多的“弹药”，日本企业的退出将会更为积极主动，甚至走向自发而普遍地不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的地步。官方的情况也差不多，日本政府无保留地投入敌对中国的阵营，这一切对中国来说，难道是期望所在？显然，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本文原载于2024年9月22日的安邦智库每日经济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