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选举民主为何难以成功

今年是世界大选年，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会举行选举，最具影响的当属美国大选。特朗普（Donald Trump）会否卷土重来，是对美国民主的考验。多年以来，因为民主所承载的理想，以及现实中选举民主在已有各种形式的民主竞争中胜出，所以30多年前苏东剧变之际，日裔美籍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的著名论断——“历史的终结”（自由民主制代表了人类政治文明最后的形态）才能风靡世界。然而，民主的理想不等于民主的现实，选举民主暂时的胜出不代表一劳永逸。

事实上，不论是传统西方选举民主体制，还是建立时间不长的选举民主体制，治理不彰是常见现象，以至于连福山都转向关注过去一些年以来世界范围内令人忧虑的民主衰退现象。

他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一书中总结了四种形式的民主病灶。第一种，一些曾取得民主进展的国家出现彻底逆转，如俄罗斯、委内瑞拉、伊朗，有违民主的现象屡屡发生，民主已遭侵蚀。第二种，那些似乎走出威权的国家，却又陷入“灰色地带”，既非完全威权，也非货真价实的民主，如苏联解体后形成的若干国家。第三种，民主制度并不表明治绩优劣，比如经济衰退的乌克兰，贫富悬殊和有组织的犯罪活动频发的拉丁美洲，混乱和腐败的印度。第四种，政治焦虑与经济有关，金融危机定期折磨全球经济增长。福山的论述归根结底其实是一点：民主国家未能取得与人民的诉求相适应的治理绩效，以至于要么一些国家出现民主衰退，要么一些国家无法解决深层次问题。

正是因为认识到仅靠民主难以建立良好的政治秩序，福山开始提出国家能力、法治、负责制政府（民主）的三角关系。他说：“你‘叫政府让开’后，市场经济和富裕不会魔术般出现，它们得依赖背后的产权、法治、基本政治秩序。自由市场、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自发的‘群众智慧’，都是良好民主制的重要组件，但不能替代强大且等级分明的政府。”

在福山看来，不论是经济社会一团糟的索马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缓慢的印度，还是被福利主义所困的欧洲，撕裂严重的美国，都存在国家能力缺失的问题。他批评美国“政治制度日渐腐朽，因为分权制衡的传统越来越严重和僵化。政党分歧尖锐，分权体制越来越无法代表大多数人利益，而是给了利益集团和政治活动组织过度的话语权，未能体现美国主权公民的意志”。对于那种最小政府是最好政府的观点，福山不无讽刺地反驳：“实际上，左右派梦想家所想象的最小政府或无政府的社会，并非只是海市蜃楼，其确实存在于当代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很多地方是自由至上主义者的天堂。”

福山说的国家能力、法治和负责制政府的组合无疑是有意义的，然而问题在于，福山所说的负责制政府仍然局限于选举民主，而选举民主必然严重制约国家能力的贤能面向。因为国家能力的贤能面向不足，势必难以持续有效调和不同党派和群体的矛盾，让法治被党争和意识形态撕裂所侵蚀，选举民主只会进一步滑向民粹。

国家能力的主要载体是政府，这是政府所扮演的一个社会所有矛盾的总协调角色决定的。政府理应是公共的，应有强烈动机、有智慧、有能力去保持公正，去致力于人民整体利益和社会长远发展，但在人类漫长历史中，政府总是容易被少数既得利益集团所侵蚀，公器私用，一旦达到某个临界点，便被愤怒的人民推翻。

为什么会这样？一是因为以前的政府缺乏可持续的刚性约束和制衡，二是以前的政府缺乏可持续的贤能面向。选举民主的一人一票周期性投票，是对政府的强有力约束和制衡，是确保政府不漠视民意、不滥权、不公然侵犯公民权益的有效制度。但选举民主的问题在于用力过猛，过于迷信人民的公共责任感和政治理性能力，把人民的理性误用在不合适的场域，以至于本应保持贤能的政治难以摆脱民粹陷阱，无法持续产生贤能政治家。纵使有专业性较强的事务官群体辅佐，但如果长时间外行领导内行，终究还是不尽人意。选举民主产生的政府并不缺乏愿意回应人民诉求的政治人物，但这并不代表有智慧和能力去保持公正，去促进公共利益。

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Lee Kuan Yew）说过：“要治理好一个国家，最佳办法就是让最优秀的人做难度最大的工作。”人才是分领域的，李光耀说的“最优秀的人”是指有志于政治事业的人才。自古以来，选贤与能都是政治体系的一个核心工作，事关政治体系的竞争力。选贤与能是国家能力的关键构成，但选举民主难以持续选出优秀人才，时常笼罩在既得利益集团操弄和民粹主义的阴影中。李光耀表示：“如果一个人能够以巧妙圆滑的方式把自己和自己的计划展现出来，向选民承诺创造安全且繁荣的消费社会，再充分利用大众传媒，就很容易鼓动民众选举其为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竞选已经成为一场形象包装和宣传的竞赛。”

美国媒介文化研究者波兹曼（Neil Postman）认为：“电视无法告诉我们谁是最佳人选。事实上，如果我们认为所谓‘最佳’就是要擅长谈判、精通管理、熟知全球事务、洞察各种经济制度的相互关系，那么电视根本无法让我们判断谁比谁强，因为谁强谁弱主要还是取决于‘形象’。但这并不是因为政治家们要醉心于表现自己的最佳形象，谁不想让自己的形象好一点儿呢？如果谁不想让自己的形象讨人喜欢，那他一定有问题。但是电视损坏了‘形象’的名声，因为在电视上，政治家们给观众的不是他们自己的形象，而是观众想要的形象。这正是电视广告对政治话语最大的影响。”在他看来，本是严肃、专业的政治已经变成娱乐业，总统“都不再关心如何担起各自领域内的职责，而是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了如何让自己变得更上镜”。

政治是公共事业，政治人物当然应该懂得倾听和回应民意，并以公共利益为依归，但这并不代表要沦为民粹主义。民意有合理的与不合理的，有短期的和中长期的，优秀的政治人物要善于分辨、引导民意，平衡民众的短期诉求和中长期诉求，最终以实际政绩赢得民众发自内心的认可。

在选举民主内在困境的制约下，政坛充斥太多名不副实的平庸政客，他们当中一些人或许并不缺乏改变现状的意愿，但他们缺乏改变现状的智慧和能力。这必然造成选举民主政府的治理能力不足和治理绩效的缺失，进而动摇那些容易利益受损的中下阶层民众对既有政治秩序乃至民主制度的信念，让国家能力和法治被党争和社会撕裂所侵蚀。这正是当今世界许多奉行选举民主的国家和地区出现危机的重要原因。只要仍局限于选举民主，福山所追求的成功的现代自由民主制难以持续。

（本文节选自纽约博登书屋出版的新书《拯救民主——扬长避短的新方案》，有所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