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希达：中心缺场作为一种解构与结构的动力

自由（free），而非解脱（liberation）。解构并不设想人必须挣脱一切才是自由。自由，是一种能在灰色地带寻找施力空间的能力。

也许，我们称之为“事件”（event）的某个东西已经在结构的概念中发生了，无论以列维纳斯（Emmanuel Lévinas）的“他者”（the Other）或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的“存有”（Sein; Being）为名，无须设想“事件”与结构对立，相反，“事件”寓于（Being-iin）结构之中。

任何知识与行动结构都从源初经验出发建构概念与实践体系，而所谓的核心，却是最简单也最丰富的中心，因为在语言范畴介入进行任何界定、进行任何裁切之前，源初经验什么都不是同时什么都可能是。

系统的中心是整个明确结构中唯一不透光的点，在那个被称之为“原初”（arche）或“终极目的”（telos）的地区，系统借由关闭这个中心起点的某种不确定性而开启一个建构知识的体系。所有知识或实践系统，都会阻止任何想对结构核心进行替代的企图，因为一旦变更与替换在那里发生，代价就是一个重新的体系。

整个西方形上学的演变过程，就是一场不断代换中心经验的历史。那种作为一整个体系基础的中心，不断被各种永恒现成在场（presence）之幻梦给延续，无论这个中心以 “本质”、“实存”、“本体”、“主体”、“上帝”…为名。这是过去两千年西方思想历程最常见的革命方式，但这种反叛模式既没看见，它与它所要推翻的体系动用的是同一种思维逻辑，也不愿承认，任何体系中心作为在场的不可能。

解构思想与梦的逻辑

人们用一个梦代换另一个梦，却始终不愿意识我们在做梦。也许，我们需要另一种关于梦的论述逻辑，一种关于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梦的解析的另类解析。在佛洛伊德的解析中，梦总在暂缓、迟延某种完整呈现，因为梦的回路始终避免的正是梦自身的终结。为了让梦继续，必须在任何让“原初”（original）完整呈显上面划杠，犹如晚期海德格选择在“存有”（Sein; Being）上面划杠，划杠的动作是一种“涂抹”（under erasure），而非“消去” （delete），是一种试图让事物继续绕行久久不去的必要动作，因为这个划杠动作让某种无可还原的“差异自身”于一再延宕中迟延了运动也持续了运动。

也许正是基于这种不可还原的延宕效果，使得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意外的穿过了个体心理分析的层次，而来到对于文明难关（aporia）的解析。因为无论对个人难题或文化困境而言，一个始终难以完全阖上的关口，恰是事物徘徊久久不去而意义生成的结构条件。

因此，如果佛洛伊德主义希望与传统形上学思想分道而行，并且寄望潜意识的诠释成为脱离“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掌控的另类途径，那么佛洛伊德主义者必须提防将潜意识定位在某种无意识的大全意识而成为另一种传统形上学的乔装变形。也许应该将潜意识视为一种文本的书写方式，一种痕迹与差异的编织轨迹，其总是某种变形、转译后的剩余物，一个缺场的意义储藏库，其意义的圆满总是迟缓的到来，总是处在将到而未到的路途之中。就让意义诠释的替补与追加（supplement），成为此刻任何既成现实的一种松绑和清淤，在对于不在场的过去，进行召唤的同时不断走向未来之将来的应许之地。

这种佛洛伊德的另类解析让我们来到阿铎（Antonin Artaud）残酷剧场真正残酷的地方，残酷不在任何血肉模糊的姿态与场景，阿铎的创作重点是残酷而非血腥。从剧本创作到舞台演出过程中始终抗拒“元文本”或“元语言”的书写可能性才是阿铎真正冷酷的所在，因为阿铎明白“被劫持的存在，在被劫持之前并不存在。”存在是一道残影，不是作为什么的残影，存在即是残影。这是阿铎随同晚期海德格一起穿越形上学幻梦的回眸：唯有识穿“本源即差异”，我们才拥有克服形上学的契机。

系统结构为取得（for get）明确的建制，而必须以适度的遗忘（forget）核心经验的其它可能性作为代价，这也正是海德格何以说：任何现实秩序都需要以遗忘部分存有为条件，以及他何以说真理（aletheia; Truth）总是通过适度的遮蔽（-letheia）才得以开显的道理所在。

如是，作为结构本源的中心，是结构经验中主导结构同时脱离结构的阴暗地区，她吊诡的既处在结构之内，亦处在结构之外。但那些被遗忘的可能性只是被搁置而难以全然死去，一个既未在场存在过的东西最是难以死去。不被摧毁的可能性，是盘旋系统之内、之中、之外，一个或多个，一无所在却也无所不在的古老幽灵，与系统的存续形影相生、同生同灭。

解构的两种可能性实践

本源的缺席，使得解构可能转向两种情形：

一种是悲伤的、否定的、负罪的一再呈现那种永恒失落，在这种模式中无尽的等待归家的历程中，解构之思转为一种思之虔诚，在思之虔诚中，失落者知道格奥尔格（Stefan Anton George）诗句“语言缺失处，无物存有。”的精髓所在。“无物存有”，并非一无所有，而是某个未被命名、业已不在（No longer）或将到而未到（Not yet）的“无物”（No-thing）存有。这种解构模式一如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与大部分海德格哲学之所呈现出来的精神风貌，这种否定将自己交付给始终以“缺席” （absence）的方式在场（presence）的存有（to be），成为一种无穷尽拆解系统，而企图无条件“回返事物自身”（back to thing themselves）的召唤（calling）。

另一种解构可能性是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的积极肯定，这是一种对于生成世界的纯真而欢愉的肯定，是基于某种无误的、无真理、无本源的认知，因此无尽运转起诠释游戏的肯定。这种的运作无须绝对保障的安全感，只需一种在有限条件下进行一定把握的游戏，亦即将诠释效果限制在对于给定的、实在的、在场的有限情境进行意义更换的那种游戏。在这种偶然性中，这种肯定也将自己交付给“行迹” （trace）那种不完整的确定性，一种意义在永无止境的诠释中“播散”（dissémination）的欢愉。

如是，总存在两种对于结构、符号与游戏的解构游戏。一种是希望破解（decipher）游戏与符号秩序，而返回本源（the original）。却在始终无法如愿还乡的流亡中，将诠释任务的必要性当作是一种我们必须与之共存共生的缺失状态；另一种则不再望向源头，它肯定了游戏并试图超越人与人文主义、超越那个叫做人的存有，甚至超越那个任何妄想在整个形上学或存有神学的历史中呈现某个原初本源的念头，终止那种妄想通过某种令人心安的绝对基础而让一切历程终止的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