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一九八四》与《动物农庄》;一个人道主义者的道德勇气

撰文: 致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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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零年一月二十一日,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因肺结核在医院大量咯血而离世,年仅四十六岁。约半年前,他的传世经典《一九八四》才刚出版。其实写作此书期间,他的肺疾已日益恶化,但他决意奉上生命最后的热情,以抱病之躯完成这本不朽之作。
今日就和大家介绍这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创作背景,也回顾《一九八四》创造的经典用语。

奥威尔《一九八四》(Penguin Books)

《一九八四》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萨米尔钦的《我们》并称为世界三大反乌托邦小说。所谓反乌托邦(dystopia)是乌托邦的反面,一个想像中的未来丑恶世界,多数描写极权政府治下人性灭绝的社会。反乌托邦的世界是“想像”出来,但这些绝望想像往往取材自现实社会,亦因此承载谏世寓言的功能。我们回望血迹斑斑的二十世纪历史,两次世界大战、法西斯种族清洗、极权共产国家大屠杀、赤柬大屠杀等⋯⋯多次惨绝人寰的暴行,在提醒我们地狱就在人间。乔治・奥威尔书写《一九八四》,就是为了警醒人类反抗一切极权主义。在〈我为何要写作〉一文中,奥威尔坦承自己写作小说是为了肩负时代的责任:

“在太平时代,我本可以写些华丽的或应景叙事的文章⋯⋯也可能至今完全不知道我自己的政治立场。我已被时势所迫,变成了某一种写小册的作家⋯⋯自一九三六年以来,凡我所发表过的,讨论严重问题的作品,每一字一句无不是直接或间接反抗极权主义,拥护民主的社会主义,如果有人认为,生在我这个时代,可以避免涉猎这些问题,在我看来是荒谬的想法⋯⋯每一位作家都在以某种假托的方式来讨论这些问题。”

延伸阅读——Aldous Huxley 赫胥黎:在甚么都不缺的世界,一切都变得没有意义

一九三六

奥威尔特别提到“一九三六”这个年份,为何以一九三六作为转捩点呢?可以肯定的是,奥威尔经历过不短的心路历程,才清晰感受到自己需要书写谏世寓言。

一九零三年奥威尔出生于英属印度,三岁时回伦敦接受教育。十八岁时曾自愿放弃入读大学,远赴印度和缅甸当了六年殖民警官。在这六年间,奥威尔不能免除良心责备,强烈意识到殖民警察和帝国主义的伪善和狠毒,于是辞职回国立志当作家,把这些经历写在《缅甸岁月》(Burmese Days)。

奥威尔《缅甸岁月》(Burmese Days)(Penguin Books)

一九二九年经济大萧条波及英国,失业人遍布城市。奥威尔远离伦敦,北上英国的工业城市,观察兰开夏郡和约克郡等地的工人困苦生活。他将路上见闻都写在《通往威根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

一九三六年是西班牙内战之年。为了报导战况,奥威尔前往巴塞隆拿,但旋即加入有马克思主义背景的 P.O.U.M. 工人党民军,此组织和斯大林撑腰的共和军水火不容。翌年一月,奥威尔前往阿拉冈前线(Aragon Front)作战,直至在威斯卡附近被子弹射穿咽喉,被送往巴塞隆拿医院救治。后来 P.O.U.M. 被斯大林定性为“托派组织”,下令搜捕该党党员,奥威尔夫妇也被列作“狂热托派分子”,被逼回国休养。在这期间,奥威尔体会到 P.O.U.M. 民军自由平等的生活模式,同时冷静地观察到极权主义的权力斗争手段。西班牙内战的体验就成为日后奥威尔创作《动物农庄》和《1984》的背景。

奥威尔《动物农庄》(Animal Farm)(Wordsworth)

罗素曾言:作为时代的良心,奥威尔当之无愧。一路走来,欧威尔始终拥护人权与自由,在作品中展露一个人道主义者应有的道德勇气。

罗素:结识维根斯坦,是我一生中最令人兴奋的智慧探险

《一九八四》的经典用语

《一九八四》之所以为经典,除了它反托邦式的极权其实非常贴近现实政权,更大的原因是此书的细致设定,让人仿佛可以看到那个世界,无处不在的荒谬阴影如何落在每一个人身上。以下就细数小说创作的几个经典用语。

101室

友爱部(Ministry of Love)是大洋国四大部门之一,负责对犯罪者与对党不忠者进行刑讯、酷刑与洗脑,在里头101室是最终极的房间。犯人首先经历一系列酷刑导致崩溃,相信自己“坏掉”,最后在101室里面对自己最恐惧的东西。主角温斯顿就在里头面对自己最恐惧的老鼠时,崩溃叫喊老鼠去咬自己的爱人裘莉雅。在这一刻,他背叛了内心的自由与责任,真正成为“坏掉”的人,可以重返极权社会成为齿轮。101室的名称源自英国广播公司的一个会议室,作者欧威尔曾在那里参加乏味的会议。也许在漫长的会议里,他觉得自己内心有点地方坏掉了。

2分钟仇恨

为了营造出对老大哥的爱,必须制作出仇恨对象。因此在大洋国里人民每天必须观看两分钟影片,关于党的叛徒高斯登反对老大哥,指责一党专政。而人民会因仇恨与从众变得愤怒与非理性,而影片的最后高斯登会变成老大哥的形象,人民就会兴高采烈的歌颂老大哥。创造出仇恨对象从来是稳固政权的好方法,人民与政权可以合理地把视线转移到敌人身上。高斯登的的角色原型为托洛斯基,因反对斯大林思想而被其视为反革命分子,最终被暗杀。

2+2=5

“到最后,党可以宣布,二加二等于五,你就不得不相信它。他们迟早会作此宣布,这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所处的地位必然要求这样做。他们的哲学不仅不言而喻地否认经验的有效性,而且否认客观现实的存在。常识成了一切异端中的异端。可怕的不是他们由于你不那么想而杀死你,可怕的是他们可能是对的。因为,毕竟,我们怎么会知道二加二等于四呢?怎么知道地心吸力发生作用呢?怎么知道过去是不可改变的呢?如果过去和客观世界只存在于意识中,那意识又是可以控制的——那怎么办?”

假如真理与知识都被极权控制了,人们何去何从?主角温斯顿在笔记中总结自由的真义:自由就是可以自由地说“二加二等于四”。幸运的是,世上被逼相信虚假的真理的人越来越少,人类文明的进步使人理解自由的可贵,思想的重要。而哲学,将是自由思想的下一站,往自由更高处攀爬的一个高峰。

延伸阅读——奥威尔〈论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一种具强烈排他性的非理性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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