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世界重新浪漫化
到了假日,又是远足的季节。正所谓“三军未动,粮草先行”,远足人士大都会准备充足,整装待发。不过这可能意味留在山上的垃圾也随之变多。近年愈来愈多大自然无法消化的垃圾遍布山野,随处可见。眼见绿草如茵的山岗变成垃圾岗,为了保护自然环境,近年不少非牟利团体和民间组织都发起上山清垃圾的行动。香港远足觅合团(Hong Kong Hiking Meetup,Facebook专页连结)便是其中一个,一年内发起差不多120次清理垃圾行动。
今年9月,觅合团发起行动,招募100多个义工到15个郊野公园清理垃圾。除了专门清理垃圾的活动,他们平日的行山团也边走边捡拾垃圾,又会向其他行山人士推广带走垃圾的信息。不过眼见垃圾种类繁多,加上义工们体力有限,而且当中不少垃圾如胶樽、纸巾、破鞋、野餐用完的碗碟等,都是难以分解的物品,有时他们难免感到气馁。
一说到垃圾,我们通常会想到送往堆填区处理,但除了这个主流的处理方法外,近来有人提议开办垃圾回收产业,指出某些废弃品可以被循环使用,不用一律当作永久废品处理,垃圾都可以获得重生。不过前些日子,有人说垃圾不单可以重生,而且还可以变得美丽。这个人获得了“启发人物年度大奖”,他就是产品设计师张玮晋(Kevin)。
最近他在维港旁用了300个洗衣袋制成一个大型塑胶鱼,他的制作材料竟然是装污糟衫的大胶袋,他表示“洗衣店每洗完一袋衫,会将干净嘅衫入落一个新嘅大胶袋畀返客人拎返屋企。而客人通常会将下一转嘅污糟衫,装返落个大胶袋拎返去洗衣店,至此,呢个胶袋就完成佢嘅使命。”Kevin希望凭借作品向人们诉说鱼类吃够了海洋胶粒,希望市民走进塑胶鱼肚,反思人类对海洋生物造成了甚么影响。
Kevin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莫过于垃圾本身可以成为艺术创作的材料,利用垃圾进行创作可以在传统处理垃圾的方式外,补充一个美学的维度。垃圾不应再被视为永久废品,垃圾本身可以变得很美,所谓“化腐朽为神奇”不正是这个意思吗?使用华丽精巧的材料创作出优雅的艺术品肯定了不起,但能够利用不起眼、甚至不讨好的垃圾创作出优秀的艺术品,难道不是体现了艺术家拥有过人的审美能力吗﹖“化腐朽为神奇”在历史上有先例吗?
世界的浪漫化
在十八至十九世纪的德国,掀起了一股名为“浪漫主义”(Romanticism)的文化运动。它倡导的艺术创作理念对哲学、诗歌、建筑、音乐和绘画有深远的影响。对于甚么是浪漫主义,历来不少学者给出自己的定义,但莫衷一是。其实浪漫主义者自己也曾经就何谓浪漫主义下过一个定义,现时被人公认为最具代表性的定义当属德国诗人诺瓦利斯(Novalis)对浪漫化的解说,他表示︰当我给卑贱物一种崇高的意义,给寻常之物一副神秘的模样,给已知物以未知的庄重,给有限物一种无限的表象,我就将它们浪漫化了。简而言之,就是把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平凡之物,运用创意把它们提升至艺术的高度,赋予它们诗意和美感。浪漫主义者十分推崇化腐朽为神奇的审美能力,认为诗人的使命就是把世界重新浪漫化。但为甚么要把世界重新浪漫化﹖难道世界曾经有过浪漫的时刻,然后又因为某些原因失去浪漫的面纱吗﹖
诺瓦利斯认为科学主义和实用主义兴起以前,人们对世界有著亲近的关系,人们视世界为自己的家,有著在世界如在家的感觉。人对世界不单有著依偎的感情,更对世界的神秘莫名带有敬意,而这种敬意又体现在早期的人对世界作出神话的故事的解释上。但其后科学主义和实用主义出现,世界的神秘面纱慢慢被掀开,世界开始变成一堆有待开发的、赤裸裸的物质块团。颇受浪漫主义影响的哲学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在生命的晚年,看到了人类登上月球向地球拍摄的照片后,感到异常不安,认为人类自己与所居住的地球的关系已经变成纯粹的技术关系,而不再是人生活于其上,依偎在此的关系。世界已经被“去魅化”(Disenchanted),不再有诗意和浪漫。诺瓦利斯认为诸神已经隐退、甚至死去,所以他哀叹道︰无神之处,鬼怪横行。他所指的鬼怪就是当下现代所流行的私利、政治权力、科学主义等等,它们取代了神圣的意义。他认为浪漫主义艺术家当下的任务就是把世界重新浪漫化。
颠倒的世界
另一位浪漫主义的先驱者哈曼(Johann Georg Hamann)认为科学理性和实用主义登场后,把世界安排得井井有条,把各样事物都分门别类,高贵就是高贵,垃圾就是垃圾,事物之间好像永远没有过渡的可能性。哈曼曾经评论过法国的笛卡儿主义,他指出笛卡儿认为人拥有精神和身体,但两者是可以分离,精神和肉体没有任何共通点。不过哈曼认为精神能够而且应该贯穿物质,即使是最为普通、平淡的物质,精神也能在其中显示自身,更重要是精神能够令到物质显得伟大和优美。
但真正赋予“浪漫化”以实质内涵的人是德国诗人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与哈曼一样,施莱格尔发现近代文化中,工业化导致世界被物化,多姿多彩的世界被我们视作僵死的、不变的“死物”,了无生气。如果人们习惯以“死物”的眼光看世界,人们面对价值时,就很容易作同样的审视,认为价值之间彼此没有任何沟通和过渡。尤其当我们过份运用知性去理解世界时,世界便被知性分解得肢离破裂,事物之间失去发展的连续性。与施莱格尔属于同一个时期的哲学家黑格尔(G. W. F. Hegel)更在《精神现象学》(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中指出人类的知性(understanding)把活生生的世界肢解、分割,并打上符号,最后作出分类,整个世界便完成概念化。于是乎,世界便成为死气沉沉的概念和符号划分的附属。以这种眼光看待自然事物,人们很容易给事物打上“垃圾”、“华丽”等价值区分,不过人们作出这种区分后,通常会打住脚步,认为事物就是如此,不会调动自己的想像力使概念、价值之间彼此沟通起来。
施莱格尔认为宇宙间一切事物都处于转换变化中,在时间中没有任何固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语言和概念的僵化划分,应该要被打破。而这种打破方法就是他所坚持的“反讽”(irony)方法。反讽在施莱格尔那里已经不仅仅是文学修辞手法,更多指创作态度。反讽是人类意识的灵活运动原则,精神会不断运动变化,事物在自身之内含有对自己的否定,一切事物既是它自己,同时又不是它自己。换言之,再低贱的东西,也能够被提升至崇高的境界。在施莱格尔看来,一切美丑、善恶、高低、贵贱都可以互相转化,一切静态的东西进入运动,一切存在的东西能够自我超越自身,甚至走到自己的反面。价值彼此差异程度愈大,两者的相互转化就愈显出创造的伟大;事物的发展愈是悖理,思维就愈灵活。施莱格尔心目中的理想境界,就是事物互相颠倒的世界。
浪漫主义者非常推崇反讽的方法,认为事物之间的关系是互相颠倒,事物因此毫无稳定性可言。也许是他们热衷于反讽的创作态度,令他们如同一个钟摆一样,长期摇摆于激情和忧伤之间。一方面,事物由能够由卑贱变成高贵,令浪漫主义者满怀希望和激情,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得要见证和默许高贵的事物走向衰败。或者用他们的语言来说︰即便是上帝,也要死去。反讽手法时而为他们带来激情,时而带来忧伤,但这种矛盾两面性同样是反讽的表现。
正因为如此,浪漫主义者经常遭人批评,人们认为浪漫主义者经常摇摆于两个极端,显出一副优柔寡断的样子。德国法学家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曾在著作《政治浪漫主义》(Political Romanticism)指出,谁要跟从浪漫主义的一套,要从混乱之中寻找客观明晰性,都会发现自己陷入一场永恒的交谈和毫无成果的喋喋不休。不过施米特的批判不是正好肯定了浪漫主义者拥有永恒的创造力和灵活性吗﹖
浪漫主义的再临
尽管如此,浪漫主义提倡打破事物之间的隔阂的观点还是启发不少后世艺术家。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便是一个把颠倒付诸实践的艺术家。他在戏剧中经常把社会的下层的群众、小人物甚至无赖提升为身居要职的大人物,即便他们在剧中未能成为大人物,但整场戏剧始终聚焦在他们身上。在19世纪的感伤主义文学中,贵族和知识份子往往是文学的中心,人们能够在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的作品中见到不少关于贵族哀叹贵族阶级没落,面对工业化社会表现出不适应,缅怀中世纪田园牧歌的休闲生活的画面。布莱希特运用反讽打破了以往感伤主义(Sentimentalism)只以贵族为中心的表达手法,把焦点灵活投放在不同阶层的人身上。
可见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绝不是抽象的空想,它具有一定的实际应用。而且浪漫主义的手法从来不仅限于诗歌,它能够体现在其他艺术领域。甚至能够在建筑和土地利用方面见到浪漫主义的影子。在近年的丹麦,由于房价昂贵,不少人尤其是大学生等候租屋的时间愈来愈长。可幸的是丹麦拥有长长的海岸线,而且航运业发达,拥有不少货柜。有设计师便把一些废弃回收的货柜改造成浮在水面的“货柜屋”。货柜的成本低,能够水上运送,所以造价较低。而且住在“货柜屋”的人们随时能下水畅泳和泛舟。可以说只要有想像力,配合环境条件,再残破的货柜,都能变成豪华的水上乐园。
回到本港,设计师Kevin曾经表示,人们太受用完即弃的消费模式影响,容易制造大量废弃物料。如果能够把它们用于艺术创作,为它们注入新生命,肯定十分有意义。利用垃圾进行创作并不是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正好能够作为精神指导。它给我们最大的教益,莫过于艺术本质上是一件“化腐朽为神奇”的事业,能够让人们把不完美的东西变成完美的艺术品。香港一直被人讥为“文化沙漠”,也许是时候,香港需要被“浪漫化”,让诗意重新降临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