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悲惨世界,一本为了激起慈善精神而写的书
作者|吴岳添
编辑|01哲学团队
世界各国都有很多伟大的文学家,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点都不逊色于、甚至超过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家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不过有趣的是,人们对那些大文豪的纪念,反而不如像纪念雨果那样热情投入呢?解答这个问题的钥匙应该到人民群众那里寻找。作为一个文学家,雨果从来都是选择站在人民那边,人民在他的作品中永远占有重要的席位。1851年,雨果在自己的剧作《安琪罗》的序言中写道“在我们生活著的这个世纪中,艺术的视野已有很大的开展。过去,诗人说‘公众’;现在诗人说‘人民’”。
雨果口中的“公众”和“人民”同样指诗人的读者群体,不过在雨果看来,“公众”和“人民”从来不是一码子事,“人民”一词的涵盖范围远大于“公众”。自十九世纪以来,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遍及欧洲,法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家,如雨果在年轻时希望成为的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缅怀中世纪田园牧歌的拉马丁等人的作品主要面向知识分子和没落贵族,而且他们的作品大多侧重对社会上层市民生活的描写。虽然雨果是一位浪漫主义文学家,而且对夏多布里昂仰慕甚深,但雨果却视人民为文学作品的中心。
要么成为夏多布里昂,否则一无是处
1802年2月26日,维克多.雨果出生在法国东部弗朗什-孔泰地区的杜省贝桑松的一个木工匠家庭。他的父亲参加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跟随军队转战欧洲各国,父亲在职场上混得不错,在几年之间由上尉晋升为旅长,后来又由旅长晋升为将军。雨果在小时候跟随父亲过军旅生活,经常在炮声隆隆的夜里入睡。雨果先后在父亲的安排下在意大利的热那亚和西班牙的马德里居住。雨果和他的弟弟之后被安排进马德里一所贵族学校念书。不过,1812年,西班牙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反抗法国统治的斗争此起彼落,所以雨果的父亲安排雨果一家回到法国。雨果回到法国后,在一所修道院学习哲学和数学。
雨果在十四岁时开始写诗。1922年雨果二十岁,他凭《颂诗集》(Odes et poésies diverses)得到了国王路易十八世的赏识,并发他助学金。雨果崭露头角,并立志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决心要“成为夏多布里昂,否则一无是处”。这句不禁令人想起哲学家维根斯坦“要么成为一个天才,要么去死”的信念。雨果在年轻时,已经对诗作有独特的看法,1821年12月28日,雨果在一封写给未婚妻的信中,说到自己对诗作的看法,他表示“诗句难道不是诗吗?你这样问。仅仅诗句不是诗。诗存在于思想中,思想来自心灵。诗句无非是美丽的身体上的漂亮外衣。诗可以用散文表达,不过在诗句的庄严曼妙的外表之下,诗更显得完美。心灵中的诗启发人的高尚情感、高尚行动以及高尚的著作。”
1826年,雨果和诗人维尼、大仲马等人组织了文社,希望为诗坛带来一股清新的风气。当时流行于诗坛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已经变成了脱离了现实生活,只顾在一旁孤芳自赏、悲伤哀鸣和故作呻吟。更有甚者,它们极力讴歌中世纪的生活,无视社会现实的进步意义。雨果对这种颓废风气极度不满,认为应该要“让人民文学代替宫廷文学”。雨果於戏剧《克伦威尔》的序中写道“浪漫主义,多少次被人误解,就全面来看,它真正的意义是:文学的解放,新的人民,新的艺术。”雨果的“宣言”,宣布了晚期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角,应该是人民,而不是个别的社会阶层。
1862年,雨果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提到在二十年代他亲眼见到的一件事,他对这件事的印象特别深刻。在他十六岁的某一天,雨果偶然走过巴黎法院的广场,他看见一名偷了主人家东西的年轻女仆遭到残忍的酷刑。她被人锁在柱子上。行刑的人拿著烧红的烙铁,用力按在女犯人赤裸的肩部和背部。犯人身上立刻冒起一阵皮肉被烧焦的白烟,同时那可怜的女人发出不像人声的尖叫。这一幕在年轻雨果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他在心中起誓,要和邪恶的“法律”作斗争。雨果所指的“法律”实际上是指邪恶统治者的意志,四十年后,《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又译《孤星泪》)的出现,兑现了他贯穿始终的摰诚誓言。
巨著《悲惨世界》
《悲惨世界》是雨果最重要的代表作,1862年分别由巴黎书商帕涅尔和比利时出版商拉克鲁瓦出版。作品主人公冉阿让由于偷了一片面包而在牢里被关了十九年,出狱后在宽大为怀的卞福汝主教的感化下改过自新,改名为马德兰。他致富后乐善好施,当了市长,并且拯救了沦为妓女的女工芳汀。这时警察贾维尔断定马德兰就是当年的那个小偷。为了不连累别人,马德兰挺身而出,在承认真实身份后被捕,芳汀因此惊吓而死。后来冉阿让利用抢救一个海员的机会假装坠海死去,在经历了无数苦难之后,他终于把芳汀的私生女柯塞特抚养成人。
《悲惨世界》是雨果根据一个真实的事件,历时三十余年构思和创作的巨著,其中有些故事可以独立成篇,也有滑铁卢战役与1832年共和党人起义等历史场景,它们都是为宣扬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和艺术观念服务的。
1841年1月9日,正值严寒的冬季,雨果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刚刚两天,在街上看到一个无赖把一大团雪塞进一个衣著单薄的姑娘的背心里,争吵之下,警察反而把姑娘抓了起来。见此情景,雨果不顾自己有受到牵连、给敌人提供话柄的危险,毅然挺身而出,作证签字,使这个素不相识的姑娘获得了自由。姑娘感动得一再说这位先生多么善良,因为雨果和她素不相识。他当然也不知道她的名字,但后来雨果把她的形象作为《悲惨世界》中女工芳汀的原型,为千千万万受苦的人主持了正义。
为了描写滑铁卢战场,雨果四次前去考察。1861年6月30日,在面向滑铁卢战场的圣约翰山的小旅馆里,他完成了《悲惨世界》的写作,而这个月正是进行滑铁卢战役的月份,这一巧合使这部作品更具有纪念意义。
小说出版后在巴黎引起轰动,人们争相购买和阅读,工人们尤其显示出巨大的热情,在他们眼中,这是第一部专门描写穷人苦难且对他们给予深刻同情的杰作。1862年5月11日,雨果夫人阿黛尔在给雨果的信中这样描绘道“工人们每人凑二十苏(约一法郎),口袋里有了十二个法郎的时候,就抽签去买《悲惨世界》,抽中的人等大家都读完之后就拥有这本书⋯⋯它在所有的阶层里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感动。书在所有人的手里传阅,其中的人物已经成为被人们在谈话中随时引用的典型。这些人物的形象展示在所有版画商的橱窗里。《悲惨世界》的巨大广告牌竖立在街道的各个角落。维克多・雨果的作品和名字是使巴黎为之激奋和动荡的火箭。”
十九世纪法国著名现代派诗人波特莱尔说过:“这本书是一本关于慈善的书,也就是说,是为了引起、激起慈善精神而写的一本书;这是一本发问的书,提出了复杂的社会问题⋯⋯至于书的形式,与其说是小说,还不如说是诗⋯⋯”雨果抱著济世救民的崇高理想,以诗人的目光去观察世界,充满了向非正义宣战的浪漫主义激情。他以丰富的想像和强烈的情感,在《悲惨世界》里生动地描绘了冉阿让等穷苦人民的悲惨遭遇,对黑暗的社会现实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宣扬了靠仁慈博爱来杜绝罪恶、使人类得到拯救的人道主义精神,因而使小说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悲惨世界》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堪称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它的巨大影响,使雨果的名字几乎成了人道主义的同义词。正如雨果在序言中指出的那样:“只要本世纪的三大问题——男人因穷困而道德败坏,女人因饥饿而生活堕落,儿童因黑暗而身体羸弱——还不能全部解决,只要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愚昧和穷困,那么这一类书籍就不是虚设无用的。”
一百多年过去了,雨果当年笔下的状况仍未得到根本改变,当今世界,千千万万的人还在为争取生存权和发展权等最基本的人权而斗争,雨果毕生倡导的人道主义精神,至今仍然有著进步的现实意义,依然值得发扬光大。
参考资料:
〈试论雨果〉,罗大冈,外国文学评介丛书——雨果
《外国文学评介丛书——雨果》
【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网,原题为〈重温雨果传世佳作〉,吴岳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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