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苏格兰的启蒙运动推手与他的挚友们
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年5月7日－1776年8月25日）可能是被最多人视其为思想启蒙的哲学家。休谟对因果关系的讨论和对必然性的怀疑不单震撼一般读者，触发他们对直觉和常识的反思和对哲学的延伸兴趣，更加直接影响了诸如康德、叔本华、胡塞尔、罗素、波普尔（Karl Popper）、德勒兹等无数大师。大家本来对休谟哲学就不陌生了，而且我们之前也曾经介绍过。今天既是休谟的生辰纪念，正好可以简介一下他的生平以及他和当时知识分子的关系，让读者能从另一个面向了解休谟。
【无睡意哲学】中的休谟哲学：
贫困迷失的青年时期
休谟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一个贵族家庭，其父是律师。休谟早在12岁就入读爱丁堡大学（不用太惊讶：当时大学入学年龄大约是14到16岁）。他对哲学与文学的兴趣远超于法律，所以放弃继承父业，瞒著母亲私下阅读西塞罗和维吉尔。然而到他年纪稍长，现实生活问题便开始困扰他了。因为父亲早逝，加上作为次子的他只继承到少数遗产，在大学里又没有习得一技之长，使得他经常为收入烦恼；他为了专注读书，原本打算过著清贫生活而不理俗务，结果孤独得几乎精神崩溃，身体也缺乏营养，患上坏血病。休谟知道不可能没有经济独立之下忠于自己的写作和哲学热情，所以投身商业，去当一个糖商助手。这段时间赚到的积蓄让休谟得以出游法国安茹（法国安茹），他在当地经常与拉弗莱西耶稣会学院（笛卡儿是校友之一）的学生交流形而上学，更在这三、四年间起草了《人性论》（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休谟28岁时写成的《人性论》现在被公认为哲学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但当他把手稿带回英国出版时，评论界一致认定此作难读、完全错误；休谟对客观绝对性、上帝的质疑也使得他在学院中成了恶名昭著的无神论者，导致他后来两次申请教席失败。幸好当时英国比较开明，假如一个人宣称自己不从属于教会，便不需接受异端裁判。《人性论》带来的各种挫折倒没有打沉天性乐观的休谟，他将写作兴趣扩阔到历史学，开始研究并撰写《英国史》（The History of England）。这部总共六册、超过一百万字、花15年时间写成的历史学巨著因为其支持社会秩序的保守思想而招致各派政党的抨击，但也是当时最畅销的书籍之一，再版超过100次，在之后的一个世纪都被捧为历史学必读经典。事实上，休谟在英国一直以历史学家著名，他作为哲学家的名声倒是后来分析哲学兴起才追溯出来的。
休谟与敏感的卢梭
休谟生性温和而幽默，爱好美食佳酿。他晚年曾经数次去法国参加当地的沙龙活动，不单言辞出彩，也因为品味高尚而颇受启蒙运动的哲人与贵妇们欢迎，称他为“好大卫”（Le Bon David）。连脾性最为古怪的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年6月28日－1778年7月2日）也曾经甚为欣赏休谟，与他共同出游。休谟在1765年担任英国大使的秘书，在法国工作时结识卢梭。卢梭在思想界早有名气，休谟的哲学当时却还完全不被注意，但因为他们对自由和情感的看法相似，二人初识便非常投契，互相称赞对方是谦厚君子。卢梭在出版界是颗明星，但因为他的奇怪行为（通奸、抛弃自己的孩子、喜欢裸露身体）以及对教会和法国皇帝的蔑视，他在社会上完全被排挤，无论在巴黎还是自己的故乡日内瓦都经常被人欺凌、袭击，必须经常搬迁。卢梭后来更因为著作亵渎而被法国政府起诉，他无处可逃，休谟于是带他到英国，承诺英王可以给予他庇护所。卢梭到了英国深受各界吹捧，也开始过著从未有的安逸生活。
这位浪荡子的其他故事——卢梭：法国启蒙运动那个软弱、古怪、言行不一致的浪荡子
可是卢梭生性多疑，时人甚至认为他有妄想症。在英国几个月后，开始有报章批评卢梭的思想和为人，休谟的一个文人朋友更冒充普鲁士王的名义写信嘲讽卢梭故作偏锋；另一边厢，卢梭的敌人，另一位启蒙运动哲人伏尔泰（Voltaire）写了匿名信公开卢梭以前对英国的评论。这使卢梭大感不安，妄想有人在策划一个可怕的阴谋去诽谤他，更深信带头人正是诱骗他来英国的休谟。卢梭开始写信给法国朋友去诋毁休谟的为人，而温和的休谟被这种指控吓得惊慌失措，为了力证自己的清白也不断写信给朋友指责卢梭忘恩负义、妄想多疑。出版界当然不会错失这个大造文章的机会，将二人论争的书信来往刊印公开。英法两地文人都深嵌在这段是非当中，直到卢梭隐姓埋名回国才演完这出闹剧。
卢梭的竞敌——伏尔泰：没有说出“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誓死⋯⋯”的哲学家
苏格兰启蒙运动推动者
虽然休谟并非首先以哲学家的名声被同代人所认识，但他的哲学确实直接影响了两个浪潮：其一是以康德为代表的德国启蒙运动与批判哲学，这方面继承了休谟的知识论怀疑主义；另一波浪潮则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休谟作为推动者之一，其道德哲学和社会思想塑造了这波浪潮的走向。苏格兰启蒙运动没有法国的那么有名，可能是因为后者刺激了改变世界历史的法国大革命，但我们实在不能忽视前者深远而隐性的影响力。在法国，沙龙是启蒙哲人们思想碰撞的场所，在苏格兰则有各个讨论政事与社会议题的俱乐部（club）。这些由商人与文人开设的俱乐部与学院、读书会、图书馆、出版商、共济会等组织都有很好的连结，使得文化交流活动和政经讨论蔚然成风。其中最受注目的是拨火棒俱乐部（The Poker Club，这里的“Poker”与扑克牌没有关系，原意是拨动政治议题讨论），后者的著名成员除了休谟外，还有经济学之父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1723年6月16日－1790年7月17日）。
史密斯于1750年在爱丁堡教书时结识了休谟，但早在牛津大学读书时，史密斯已曾经因为阅读《人性论》而被校方惩罚。两人经常参加俱乐部的讨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史密斯承认休谟对他有最深远的思想启发，休谟也视史密斯为挚友，到死前也交带他管理其遗嘱。休谟的知识论怀疑主义否定了客观的必然性，因此也不承认有超越之物或是来自上帝的崇高命令，反而强调道德是来自人的情感、社会互动的模式和文化习惯。这种著重社会性的道德起源观点在史密斯的《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有进一步的发展，但是休谟对史密斯的影响不单局限在道德哲学，还包括经济学和商业范畴。
当时的英国商业主义认为财富累积的原理是限制进口、增加出口，以使本土的黄金量增长。休谟反对这个原理，推论出一国的出口量越大于进口量，其商品价格便越高，最终会使得出口量下降。从逻辑去讲，长远的国际贸易只会倾向各国收支平衡，不一定会导致某国的财产无限上涨。这就是所谓的“物价－现金流动机制”（price-specie flow mechanism）。这个推论深刻影响了史密斯对自由贸易和关税的看法。休谟也率先主张经济自由是个人自由的必要条件，直到现代的自由市场代言人海耶克（Friedrich Hayek，1899年5月8日－1992年3月23日）都将之奉为圭臬。单就经济和社会机制来说，休谟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影响力绝对不亚于法国启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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