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歧途》：日本如何与法西斯意大利、纳粹德国组成轴心国？
【编按】本文摘自马国川《国家的歧途：日本帝国的毁灭之路（1912—1945）》。作者整理1912年大正时期至1945年二战结束的日本历史，重述当中的重要历史人物与事件，勾画日本如何从一个曾经充满希望的新兴国家，最终走向战争的历程，并分析了日本为甚么会走上自我毁灭的内在原因。本文为书中〈“不要错过这班车”〉一章，讲述日本与法西斯意大利、纳粹德国缔结成轴心国联盟的过程。
如果我们穿越历史回到1940年上半年的日本，就会听到日本朝野上下都在说“不要错过这班车！”这不是电影里的流行语，也不是对这个国家发展的期盼，而是希望日本搭上法西斯主义的车，与希特拉的德国、墨索里尼的意大利结盟。
当时日本认为，这是一班通往民族复兴、大国崛起的快车，千万不能错过。只有后人才清楚地看到，日本要搭上的这班车，其实正在驶向民族灾难的不归路。一位记者在战后反思说：“那时整个日本都疯了！”
其实，即使作为一个失去理智的国家，日本的行为也是有自己的逻辑的，不管这个逻辑是多么可笑。如果说当时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是逻辑，另一种就是“日本逻辑”。
一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和英、美等西方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是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改变了亚洲的地缘政治格局，引起英美等国的强烈不满。1933年2月，国联大会以42票赞成，1票（日本）反对，通过《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决议，重申不承认伪满洲国，要求日本“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以及行政完整”。然而日本并没有反思自己的行为，反而认为这是英美等国的欺侮，退出国际联盟，在国际社会陷入孤立。这不但没有让日本警醒，相反，民族“自信”进一步膨胀。就像陆军省新闻班发表的一个小册子里所说：“现今的非常时局又是以满洲事变和退出国联为转折点，是赐予皇国的一个光荣的非常时期。”
丧失理性的不只是一个日本。如果说日本是国际社会在亚洲的“异端”，那么德国、意大利则是欧洲的“异端”。彼时，墨索里尼、希特拉已经先后登上政治舞台，法西斯主义崭露峥嵘。只是因其尚未成气候，所以还没有那么猖獗。不过，日本退出国际联盟之举，“鼓舞”了这两个野心勃勃的独裁者。因为他们看到，日本侵占那么多中国领土，国际社会却无法对其实施有力制裁，任其逍遥法外。
于是，就在日本退国联6个月后，德国为了摆脱凡尔赛体制的束缚，也退出国际联盟。希特拉还公开批判以英美为主导的国际体制，表态要重新武装德国。意大利则不宣而战，悍然入侵非洲东北部的埃塞俄比亚。这些举动极大地动摇了国联构建起来的国际秩序，三个法西斯国家由此相互走近，抱团取暖。
1936年11月，日本与德国在柏林签订《日德防共协定》。此举引起英国的警惕。日本政府指示驻英国大使吉田茂说：“此协议最终目的是反共，并不包含其他意思。要从这个意义上取得英国的谅解。”这当然得不到英国的谅解，吉田茂本人也不这么看。他坚决反对与德国签订防共协定，因为在他看来，希特拉是暴徒，纳粹党是无赖集团。多年以后他在回忆录里说，“我所以反对签订反共协定，是因为我感觉到尽管军部说反共协定只不过是反共的意识形态问题，但这完全是表面上的借口，骨子里显然是想借联合德国对抗英法并进而对抗美国。”
事实确实如此。当时日本的军部根本不把英国看在眼里。它认为英国已是夕阳西下，取而代之的应该是日本。日本应该和以迅猛之势兴起的德国携手，实现强强联合，打破英美主导的世界旧格局。英美式民主已经失去了吸引力，主导未来世界的应该是日本和德国式的新力量。他们甚至宣称，《日德防共协定》是“抑制对世界和平的威胁”的“划时代”外交成果。
许多日本外交官反对这种与英美为敌的做法。在他们看来，这种合作必将发展为政治和军事上的合作，将世界分为两大阵营，日本失去外交灵活性和自由腾挪的空间。个别媒体也发出反对声音。《读卖新闻》的一篇文章批评道：“如果和法西斯国家签约的话，会让别人觉得日本也倾向法西斯。我们为了得到德和意这两位朋友，失去了站在中立立场的英美两个朋友。日德协定会加速世界的混乱进程。”
日本报纸之所以能够刊登这样的批判文章，是因为当时还没有对言论进行管制彻底。等到两年后，日本议会通过《国家总动员法》之后，言论自由就彻底丧失了。
可是，这些反对声音太微弱了，根本不足以抑制军部的野心。尤其是当第二年，意大利也参加这个反共协定之后，一个灰色的军事同盟隐然成形。
二
1937年日本全面入侵中国，受到英美等民主国家的强烈反对。日本一方面在国际社会备受孤立，另一方面因为中国的顽强抵抗而深陷战争的泥沼。恰在这时，希特拉通过威吓等手段，取得了苏台德地区。德军进驻捷克斯洛伐克，一时威势赫赫。日本愿意加强与德国的合作，借此加强国际地位，孤立中国。希特拉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需要日本在牵制英法军事力量方面发挥作用，承认了“满洲国”，同时策动强化德国、意大利、日本三国的合作。
1938年初，德国外交部长提议，结成三国同盟。此事成为日本政治和外交的最大议题，全国舆论分裂成赞成和反对两派。内阁更换了五次，有关的内阁会议也重复了70次以上的没有结果的马拉松式的讨论。
海军是反对力量的大本营。和封闭而自大的陆军不同，日本海军高级将领颇有世界眼光，深知英美等国实力强大，日本绝非对手，三国同盟会“把英美变成敌人，招来日美战争”，导致大局溃败。海军大臣米内光政、次官山本五十六、军务局局长井上成美军等三人挺身而出，积极反对。右翼对三人恨之入骨，密谋暗杀。面对各种暗杀消息，三人不得不小心翼翼。山本五十六为防不测，还专门在自己的房间里放置了机关枪。最终，三人都离开了海军总部，日德意军事同盟主张开始占据上风。
在走向三国同盟的同时，日本还掀起了排英、反英之风。此时的媒体已经完全成为陆军的传声筒，它们一方面指责明治时期以来日本外交“缺少自重”，存在“恐英论”“软弱论”，把本国政府贬得一无是处；另一方面攻击英国的国体和英国历史，辱骂英国国民的品性。八家最有影响力的报纸竟然联名发表对英共同宣言，强硬地宣称：“英国自中国事变爆发以来，一直曲解我帝国公正的意思，并策划实施援蒋战略，至今不改，导致了多起不幸事故的发生，对此我们深感遗憾。”
舆论煽动起民众的反英情绪，军部趁机鼓动人们上街。以1939年4月在中国天津的英国租界里发生的抗日恐怖袭击为借口，右翼团体展开打倒英国的活动。内务省也动员自治团体和在乡军人会等右翼势力，开展全国性的集会和游行。警保局的一位警官拒绝反英游行的要求，结果被咒骂为“海军养的狗”。
这些行动导致英日两国关系紧张，陆军借此卖力地推动三国同盟。可是就在这时，德国却戏耍了日本。德国与日本签订《防共协定》，本来是以苏联为潜在敌人，然而1939年8月23日，希特拉违反《日德防共协定》，单方面与苏联缔结《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日德同盟的谈判因此陷入僵局。
回顾历史就会发现，日本走向二战深渊的道路上，其实也有一些可以避免灾难结果的机会。1951年，吉田茂首相曾密令外务省研究“日本在战争中的外交失败以及外交过错”。直到半个世纪后的2003年，该报告才正式出版。这本书总结了五大外交失误，其中第三条是“错过了多次外交转换的时机，错判了回头的时机。”1939年8月就是难得一次的“回头的时机”。假如日本由此认清德国的面目，重新界定自己的外交战略，那么它有可能纠正自己的错误，此后的命运也可大为改观。遗憾的是，日本没有抓住这次机会。
三
1939年9月1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缔结一星期后，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军势如破竹地占领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震惊了整个世界。德国的羞辱被迅速忘记，日本报纸全部都在报道德国最终将取胜的消息，作有利于德国的宣传。大多数日本人相信，德军不久将在英国本土登陆，欧洲将成为希特拉的天下。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在日记里说，德国的“辉煌成功在日本人的头脑里起了烈性酒那样的作用。”于是，“不要错过这班车！”就成为日本的口号。日本国民在中国的泥沼里已然筋疲力尽，梦想在与德国的同盟中求得光明。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一届内阁首相近卫文麿任命松冈洋右为外务大臣。松冈洋右曾在美国西海岸的俄勒冈大学学习过，深知美国的国力是不可估量的，向来讨厌德国。在德国违反《日德防共条约》与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后，他曾说：“德国善于利用别国满足自己的欲望，即使违约也不干被他国利用的蠢事。和他们接近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都上过当。”
可是甫一上任，松冈洋右就一马当先，奋力执行军部的政策，积极推动与德国结成以美国为假想敌的军事同盟。松冈洋右自己解释说，这样做是为了“曲线救国”，美国因德日同盟而不敢与日本开战，会调整与日本的关系，最终增进日美两国的亲善关系。这位自负的外交大臣说——
现在，日本的政治家如果公开反对军部的意志，将会失去其实现政治理想和外交策略的机会，这已有许多前车之鉴。表面上随声附和军部的方针，暗中纠正他们的方针，不使国家越轨，这也是必要的谋略。据说军人头脑简单，这也就使我们有运用这一谋略的余地。
我所说的改变国策，意指通过这种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融合而提出的新策略。我承认，欺骗第三国、欺骗军部这样的谋略绝非值得称赞。但是，日本现今处于生死存亡关头，采取这种权术也是迫不得已啊。（转引自《吉田茂传（下）》
2003年外务省出版的“日本在战争中的外交失败以及外交过错”的研究报告指出，日本外交的失误之一是“没有决断力和执行力”，“特别是外务大臣本可以用职务为赌注起来坚决反对军部，那样就可以制止事态的发展，但外务大臣却没有勇气。”对于松冈洋右来说，这段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松冈洋右在国家大事上竟然沉迷于“权术”，妄图以瞒和骗的方式来达到反对军部的目的，不就是“没有勇气”的懦夫行为吗？
当时，枢密院议长质疑松冈洋右的做法会适得其反，“势必导致美国极力加强对日施压”。松冈洋右辩解道：“我认为，美国诚然会强硬一时，但会冷静地权衡利害得失，恢复冷静态度。”不过在质疑者的步步紧逼下，他也不得不承认，“美国是越来越强硬从而导致更险恶的事态呢，还是冷静地进行反省呢，其可能性各占一半。”
就是怀着这样的“赌徒”心态，松冈洋右将外务省的有识之士清除，迫不及待地寻求与德、意的结盟。在他担任外务大臣两个月后，1940年9月27日，日德意三国同盟签字。日本如愿以偿，没有“错过这班车”。
社会各界为此欢欣鼓舞，即使有一些媒体人质疑三国联盟，但是没有一张报纸把心中的反对意见用笔写下来，而是为三国联盟欢呼。《朝日新闻》政治记者熊谷正弥后来回忆说：“日德意三国同盟是走向世界大战的重要一步。但对此狂热支持和欢迎的言论、进行报道的人是很多的。我认为这是和梦游病差不多的心醉状态。而最近观察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以后，才发现无论在哪个时代都会有一大群患梦游症的心醉者。”
“心醉者”用文字留下了“梦游症”的证据。一家报纸的社论说：“这是国际史上一次划时代的壮举，为此感到无比欢欣。无论遇到甚么困难，都应该全国上下一心努力突破。”另一篇社论则用诗一般的语言说：“在世界的黎明之前，新世界的王者日德意三国进一步加强了密切联系，这决定了将来的历史，同时像春风播撒种子一般，把新的希望撒在了地球上。”
可是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不是甚么“春风”，而是一股邪恶的“飓风”，它们将世界卷进“二战”的惊涛骇浪。
《朝日新闻》曾是一家敢于反军阀的报纸，因此还受到美国密苏里大学的表彰。战后，该报主动承认了自己的战争责任，认为日德意三国同盟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直接原因，对自己当时没能够进行任何批判展开了自我批判——
导致大战的原因之一的加入三国同盟时，我们也没有尝试进行一言半句的批判，没有进行过一下反击。对于这样的事实，我们必须认真承认并加以谨记。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行为的确让自己觉得脸上无光，感到刻骨铭心的后悔。
至于那位自信通过“曲线救国”的方式来改善日美关系的避开战争松冈洋右，在战后被列为甲级战犯，受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其实，在日军攻击珍珠港的那一天，他就追悔莫及地说：“三国同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失败，越来越向坏方向发展，我就是死也不能瞑目！”
对一个后发国家而言，在发展的过程中确实需要“搭车”。但是在世界的大道上有许多车辆，有向前奔驰的，有徘徊不前的，也有逆行的。到底应该选择搭甚么样的车，需要认真选择，选择的标准是国际正义、世界和平的“交通规则”。就像吉田茂所说：“国际信用重要的是基于正义进行外交。外交以国家利益为上毋庸赘言，但即使是本国利益，也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基于国际正义的外交也有被恶势力所战胜的情况。就长期来看，正义外交一定符合本国利益。”假如一味在意眼下国际形势的变幻，拘泥于外交小利，昧于大势，就会搭错车，那么即使是一个国势向上的新兴大国，也必然后“车毁人亡”。日本帝国就是前车之鉴，后来者能不慎乎？
《国家的歧途：日本帝国的毁灭之路（1912—1945）》
作者｜马国川
出版社｜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0年4月
【本书内容获“中和出版”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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