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一只自命不凡的乌鸦，人生不过是行走的影子

纵观莎士比亚的一生，几乎没有谁如他一般，既穿行於伦敦的偏僻陋巷，也昂首阔步在国王的宫殿；了解穷苦百姓，也知晓达官显贵。他以剧作探寻王者的内心，也撕下皇权的面具，在权利、战争、死亡、善恶、孤独与爱的主题里，将他们全部化为有血有肉的人。他一生写就叙事长诗两部，十四行诗一卷（154首），戏剧三十七部；而对于莎士比亚的研究亦是几百年间经久不衰。1616年4月23日，莎士比亚在故乡去世，留下我们熟悉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皆大欢喜》、《奥瑟罗》、《李尔王》、《麦克白》、《暴风雨》⋯⋯和一个关于“伟大”的代名词。

自命不凡的乌鸦

当华彩的天主教画作被漆成单调的白，并以“太初有道”的文字替之，宗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在英格兰兴起。在这场改革开始后的约三十年，1564年4月，戏剧家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在英格兰中部雅芳河畔斯特拉特福（Stratford-upon-Avon）出生。据说莎士比亚的父亲曾作为当地议员和市长参与了这次改革，他或许不曾想，这场改革也成为日后成就自己儿子的最初机遇：改革为奇迹剧（miracle plays）和神秘剧（mystery plays）敲响了丧钟，至十六世纪九十年代，走入剧场看戏成为伦敦人的日常生活，而那正是莎士比亚在伦敦开启戏剧事业之时。

普遍认为，莎士比亚曾就读于当地文法学校，在那里学习历史并接触古代罗马的诗歌与戏剧。初到伦敦，他在剧院打杂，为绅士们看马，后当上雇佣演员。与同时期的“大学才子派”不同，莎士比亚的背景令他显得格格不入，但他在戏剧上颇有野心；这也使得当时的“浪漫喜剧专家”罗伯特・格林（Robert Greene）大为光火，于是有了那为人熟知的、对莎士比亚的评价——“一只自命不凡的乌鸦（upstart crow）借助我们的羽毛而光彩夺目。”

以剧作找寻民族认同

宗教改革后的英格兰也急切地找寻著自己的身份认同，于是人们开始转向历史；由此，关注历史成为当时的风潮。于是，莎士比亚以其历史剧满足观众的渴求，讲述著金雀花王朝（House of Plantagenet）、兰开斯特王朝（House of Lancaster）和约克王朝（House of York）的世仇、战争、杀戮故事；而在这些故事中，他又仅仅以一个词回应了民族身份问题——福斯塔夫（Falstaff）。

莎士比亚的第一部历史剧——《亨利六世》，并非经典之作，但因传达了“停止内战”的思想，受到统治者喜爱。剧中，莎士比亚以玫瑰战争为幌子探讨著那个时代的宗教分歧，也巧妙地避开了探讨此类问题可能面对的牢狱之灾。莎士比亚皇家剧团前艺术总监 Michael Boyd 认为，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之所以流行，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借助它们，人们可以透过历史的棱镜安全地讨论所处时代。尽管当时的英格兰正在寻求自我认同，但当人们讨论相关议题时，还须谨慎，甚至借助委婉的言辞、含混和比喻。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则为其提供了典范。待到莎士比亚加入新剧团，写就《亨利四世》（上、下）等杰作，福斯塔夫成为了他一系列历史剧中的核心人物，并借以描绘著一个完整的英格兰社会图景。福斯塔夫这个落破贵族，混迹于市民之中，是一系列矛盾的综合体——他怯懦、愤世嫉俗、精于算计，亦聪明绝顶、热情洋溢、和蔼可亲。这个超越了时间、拥有诸种功能的、复杂的形象如同英格兰的化身，所有民族性格——机智、讽刺、无理、充满活力、丰富多彩又喧嚣粗暴、狂野不羁，都从他身上流露出来。至此，莎士比亚巧妙地回应著“What is England?”的问题。

除了鲜明的人物，莎士比亚还用语言记录并创建他的国家。莎士比亚的语言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英语言说者的思考方式，从词汇到俗语，甚至是句中的节奏，都在浑然不觉中成为人们日常的讲话方式，塑造著英格兰的民族性格与自我意识。

一千个哈姆雷特

所谓“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作为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最高成就，《哈姆雷特》（Hamlet）在几世纪的批评家眼中亦呈现出不同面貌。

在这个讲述王子复仇的故事中，哈姆雷特的形象从十七世纪充满英雄气概的可爱王子，到十八世纪，拥有“特别敏感的心灵”，一世纪间呈现出了丰富的不一致性。而到了浪漫主义时期，哈姆雷特的“智性力量”（intellectual power）被发掘。施莱格尔（A. W. Schlegel）认为：是哈姆雷特的思辨倾向使他无法听从父亲的鬼魂，杀死叔父进行报仇。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看到的也是一个无法停止思考的哈姆雷特，而这种无休止的思考和犹豫，促使了他在行为上的逃避。此后，布拉德雷（A. C. Bradly）在补充了黑格尔的悲剧理论并将其用于莎士比亚研究后，重构了哈姆雷特的敏感，并将其称作一种病态的犹豫，起因是哈姆雷特母亲带来的道德震撼。布拉德雷留下的这个“分裂的哈姆雷特”，在美国学者苏珊・伍福德（Susanne L. Wofford）看来与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只有一步之遥。

佛洛伊德：梦的解析

佛洛伊德与哈姆雷特

而佛洛伊德也在对比了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伊底帕斯王》（Oedipus the King）后，给出了自己聚焦于伊底帕斯情结（Oedipus complex）的精神分析阐释，他认为：“《伊底帕斯王 》中，（欲望）背后的童年幻想被带到明处，而且像它在梦中那样地实现。这在《哈姆雷特》中却始终被压抑——正如在神经症患者中那样——只能从压抑的结果中窥探其存在。”在佛洛伊德看来，哈姆雷特并非不敢行动，但他始终无法杀死弑父娶母的叔父，因为这个人正展示了他自己压抑的童年欲望。也就是说，哈姆雷特的延宕是其潜意识中的伊底帕斯情结在作怪。

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进一步研究后指出，哈姆雷特其实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压抑。因为，他并非没有能力执行复仇的任务，而是迟迟不愿（cannot will）执行，但作为一个善于反思的人物，哈姆雷特在独白中却从来没有提起过自己的这种排斥与抗拒，那么，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内心冲突。然而，主体意识不到的精神倾向，可以通过某些种外在表现而被一个训练有素的观察者察觉，这也是精神分析作为研究方法的价值所在——琼斯就从中发现：哈姆雷特的借口，便是他的心理逃避机制。他在犹豫的过程中为自己找了颇多借口，例如怀疑父亲鬼魂的真实性，认为复仇的时机不当等。琼斯更明确地解释了伊底帕斯情结在哈姆雷特面对叔父时的显现。他认为，哈姆雷特的困境在于其所面临的矛盾：一方面，娶了自己母亲的叔父使他意识到内心的欲望；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怀揣著复仇的任务。于是，哈姆雷特越是憎恶自己的叔父，无意识中被压抑的情结越是突显出来。由此，在这个犹豫而矛盾的过程中，哈姆雷特进入了一种麻痺（paralysis）状态，这种状态不再是身体或能力上的无能，而是理智上的懦弱，即不愿再探索自己的内心。

更多《哈姆雷特》插画与戏剧剧照：

除此之外，在形式主义批评者那里，哈姆雷特被视为只见地狱不见天堂的死亡使者，而全剧的主题便是死亡；在解构主义批评者那里，《哈姆雷特》颠覆了有序的线性结构，而这种颠覆性也将其与政治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

对于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来说，莎士比亚“发明”了人类，是生活“强大的先驱”；而莎士比亚只说：“人生不过是行走的影子。”（《马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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