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希亚：祭奠物质与真实之死的“后现代”大祭司
作者｜黎子元
二十世纪最后几十年间，法国媒体文化理论家、社会学理论家尚・布希亚（Jean Baudrillard, 1929年7月27日～2007年3月6日）的著作曾一度在思想界炙手可热。他更被称为“后现代”的大祭司——祭奠消散的物质（“去物质化”）和死去的真实（“祛除真实”）。他的“祝祷”给人一种错觉，彷佛物质、真实、历史事实，乃至所有对于现代社会而言根深蒂固的事物，都可以瞬间丧失掉存在质感，成为某些虚无缥缈的东西。阅读他几十年的理论发展给读者这样的直观感受：布希亚总是先抛出一个引人瞩目的理论洞见，然后在持续的论述中将这个洞见推到极致，以至于在理论的激进化推演到终点时，从论述对象、对象所处的世界，甚至再到理论论述自身，所有原本坚实可靠的东西便都已烟消云散了。
布希亚出身草根阶层，祖父为农民，父母为普通公务员。他自己的求学经历颇为坎坷，首先在巴黎高师的入学考试中落榜，接著便错过了正常升读大学的机会。若干年后，他又没能通过大学教师资格考试。这便导致他必须经过曲折的道路才能进入大学，进入学术精英阶层。或许这也影响了他对于主流文化的看法，渐渐形成了旗帜鲜明的批判精英意识的思想立场。直到1960年代中期，布希亚才逐渐把握住改变自己命运的契机。1966年，他参加了罗兰．巴特在高等实验学院举办的研讨班。同时期，由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担任导师，他完成了自己的社会学博士论文。
到了1960年代后期，两份左翼激进刊物《Utopie》和《Traverses》成为他发表文章的阵地。随著《物体系》（1968）、《消费者社会》（1970）、《符号政治学批判》（1972）、《生产之镜》（1973）与《象征交换与死亡》（1976）的陆续出版，布希亚以其对现代消费社会的犀利批判，以及观点独到、深具原创性的媒体文化理论建构，在二十世纪晚期夺取了思想大师的地位，就连著名的科幻电影《廿二世纪杀人网络》（The Matrix）也要特意向他致敬。
The Matrix廿二世纪杀人网络｜《拟像与拟仿》一书与“真实已死”
从物体系到物的消散
布希亚的早期著作，试图通过思索消费问题，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多地关注生产问题，而围绕著生产建立起来的一套理论语言，却无法恰当地描述、理解二战以来日益受消费活动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新形态。为此，布希亚提出：只有借助新的符号学模型，才能准确把握现代商品的意义系统和交换系统。这种符号学模型的新颖之处，就在于它不再迷信符号与符号所指涉物之间的对应关系。在商品消费活动中，符号（词语、图像）与指涉物（物品、功能）之间发生了断裂，决定了双方之间关系如何重构的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欲望。
这便涉及布希亚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编码（code），以及基于编码而建立起来的整个消费品的分类系统。消费者的日常行为和群体划分正是受到编码影响，这一切由消费品借助语言符号功能对消费者的行为施展影响来实现。例如，广告通过编码在消费品之间建立差异，进而把某一类物品归类成一个系列，而消费者对某物品的消费，就等同于将某种意义转移到了自己身上。经由这个过程，消费社会的社会秩序得以建立，而消费者也误以为自身拥有著某种做决定的自由。其实一切皆是符号游戏罢了。
从1970年代开始，《符号政治学批判》、《生产之镜》、《象征交换与死亡》三部著作的出版，标志著布希亚的理论发展进入了激进化推演的快车道。他对早年自己从中受益的理论资源，如马克思主义、索绪尔的语言学、结构主义，进行了清算。他质疑索绪尔将符号分裂成能指和所指并以所指（指涉物）为根本依据；他也痛斥了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种种问题，实则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镜像，不过是在为这个社会及其意识形态提供认证；他更批驳了罗兰・巴特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的非历史主义及形式主义倾向。通过对于资本主义象征体系作出历史性分析，他的结论是到了二十世纪末，符号已经彻底跟指涉物分离，而只留下没有了所指的能指（the signifier without the signified），以及一个类似于纯粹信号的结构：能指就如同不断发射信息却得不到语言回应的信号灯。
这些失去指涉物的能指的组织形式，就是编码。例如电视广告便是将这些空洞的能指以编码的方式传递给受众，而受众则臣服于这种编码的恐怖主义之下。其结局就是一个丧失了严格规定，任何事物都能成为任何事物的社会，一个完全受编码统治的社会——直至死亡，只有死亡才能从编码中逃脱。
拟象与“真实被谋杀”
布希亚在1978年出版的著作《论诱惑》（Seduction）中，再次预示了他的思想即将发生激进变化。书中，他延续著对结构主义的批判，进一步否定了西方正统的理论设想，即认为于表象背后还存在某种深层的、隐藏的“本质”或“结构”。相反，他将自己的理论建构全部押注在“表面”（surface）以对抗任何深度探索，并在这个维度来谈“诱惑”的运作。而“诱惑”概念则成了他的另一个重要概念“超真实”（hyperreal）的先声。
到了1981年，布希亚正式推出《拟像与拟仿》（Simulacra and Simulation）。在这本影响颇广的著作中，布希亚宣称编码不再对于消费品而言具有优位性，物品与再现、事物与概念之间的区别也已经失效。世界因而仅仅由没有真实根据、仅仅自我指涉的“拟像”（simulacra）所构成。“拟仿”不但将不在场的显示为在场，将想像的塑造成真实的这么简单，它更破坏一切与“真实”之间的关联，将“真实”吸纳到自身当中，以至于在“真实”与“非真实”之间作区别已经毫无必要（所谓“虚假”的广告和广告中的所谓“真实”的消费品如今要如何被区分？）。这样一来，所剩的就仅仅是由纯粹符号（没有所指的能指）的自我指涉建筑起来的世界，也就是布希亚所说的“超真实”（hyperreality）。
布希亚的理论，推演到极端便得出了“取消真实”的结论，或者更确切地说，真实是被充斥著高级技术的资本主义社会谋杀掉的。面对这样的处境，布希亚提出了极度“悲观”的应对策略，即1983年出版的同名著作抛出的所谓“致命的策略”：取消（现代）主体的位置（及一切相关范畴），然后唯一能做的就是从物品的角度思考这个世界——当然这里的物品指的恰恰就是拟像，超真实的物品。这样一来，一切现代以来宏大论述便注定要全部失效，其中自然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来的宏大论述。与之同时一并被剥夺的就是主体通达真理、真相的途径，以及由主体推动社会变革的可能性——他们不过沦为消费者，沦为物品（拟像、超真实）的牺牲者，永久被编码所决定。由此继续推论，再结合“虚拟”（virtual）的概念，布希亚在1990年代初便写出了《海湾战争没有发生》（The Gulf War Did Not Take Place）这样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奇书。
在后期写作中，布希亚越发“不守规矩”，既不提供引文出处、参考书目，更时常采取一种宣言式的论述姿态，对提出的概念也不给出任何解释，又或者像在《冷记忆》（Cool Memories）中那样，书中字句仿佛都是信手拈来。直到1996年出版的《完美罪恶》（The Perfect Crime），布希亚在反思自己的理论发展与他身处的社会文化之间的关联时，终于连同自己提出的重要概念和理论一并进行消解：由于拟像在今天就是真实，因而再提这个概念也就毫无用处；当一个理论已经实现，它便不再值得被称作理论。
纵观布希亚的理论生涯，马克思主义是他的起点，到了1970年代，经过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他逐渐建立了后（或新）马克思主义立场，而随著理论的激进化推演，到了1980年代，他则已经完全叛逃到了反马克思主义的一边。布希亚的反唯物主义立场，也成了不少人将他归类为后现代主义者的原因。最后让我们以布希亚在《冷记忆 III》尾声写下的文字作结，一窥这位后现代大祭司的思想风貌：
Keep objects as a system
Keep production as a mirror
Keep death as an exchange
Keep the world as a simulacrum
Keep the evil transparent
Keep the majorities silent
Keep your seduction alive
Keep your memory cool
Keep yourself as an other
Keep perfection as a crime
Keep illusion for the end
Keep on line for the wh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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