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2020】《上流寄生族》：如何脱离上、下层的阶级结构？
奉俊昊的新作《上流寄生族》于本年度奥斯卡金像奖夺最佳影片、最佳外语片、最佳导演与最佳原创剧本四奖，亦是首部获最佳影片的外语电影。本文比较《上流寄生族》与奉导前作《末世列车》，分析电影中对于下层阶级的描绘，并讨论两部电影中所呈现的抗争意识。
【以下内容包含《上流寄生族》与《末世列车》情节，敬请留意】
这是一部政治宣言
名导奉俊昊的新作《上流寄生族》（下称《上流》）近成热话，它不仅长居南韩的票房冠军，还荣获当届康城影展的金棕榈大奖。故事讲述金基泽（宋康昊 演）一家四口长期失业，住在残破不堪的贫民窟下层，连 Wi-Fi 上网也无力支付，非常潦倒。有一天，金的儿子代朋友到富户朴家当补习老师，阴差阳错下，金家扮成各种专业人士，有的是入读美国名校的艺术系学生，有的是精通各样家务和厨艺高强的管家，逐渐取替朴家的奴仆和工人。他们变相寄生在朴家之中，日间照料朴家，夜里偷闲享受，最后酿成各种闹剧及悲剧结局。
有说《上流》是黑色幽默喜剧，辛辣地点出贫穷百态，然而，笔者认为，与其（迂回地）视《上流》为无关痛痒的讽刺喜剧，欣赏它怎样以隐喻描述贫民情况，笑过喊完，然后步出戏院继续过写意人生；不如“直接”地看清楚这出电影，皆因奉导在此相当直白（甚乎称得上露骨）：《上流寄生族》是一出明码实价的政治宣言。
马派的上层建筑与下层阶级
尽管法国哲学家阿图塞（Louis Althusser）在著名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型态国家机器〉里善意地指出，马克思主义者经常挂到嘴边的“上层建筑”，是未加思索（或，沿用阿图塞的说法：知性的劳动）的图形式想像、文学式隐喻，但“上层建筑”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通用术语。更甚者，在传统的左翼眼中，它是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社会的图式（schema）。
传统左翼认为，这一套“上层建筑”模型论，不论是古代社会，还是封建时代，抑或是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总能套用其中，是一种恒定的人类学公式。简言之，所谓“上层建筑”，泛指上层阶级为了巩固自身权力及合法性的衍生物，譬如说：宗教、美学、国家和法律系统等“无形物质”。
上述种种，深深影响社会各层，下层阶级尤甚，构成了他们的意识形态（视自己为虔诚的教徒也好，守法的公民都好）；吊诡的是，上层建筑与上层阶级的命运如一，它们通通由下层阶级的劳动付出所支撑。可以想像到，倘若没有（刁）民众的俯首称臣，以及经济支撑，他们甚么都不是。换言之，下层阶级是上层建筑（及其阶级）的阿基米德点。
是故，上层建筑和（居于其中的）上层阶级，跟下层阶级看似关系疏远，著实形成了一种紧密的动态循环系统：它们互相影响，相互依存。当然，补充一句，我深信英国左派学者伊格顿（Terry Eagleton）会前来娓娓道出，上述都是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化约论主张：将一切人类文化产物，包括信仰和艺术等，皆简化作管治功能，然后粗莽地扔诸脑后。
车厢之间的阶级分野
无论如何，奉导看来非常拥戴这套模型说，或是不自觉地深受影响。比方说，在他勇闯国际影坛的前作《末世列车》（Snowpiercer，下称《末世》）中，整条列车是社会阶级的浅白隐喻：前卡列车的富户天天珍馐百味，享受人生；相反，尾卡列车的居民寝食难安，日吃蟑螂制成的蛋白榚，过著集中营般的非人道生活。
就此，奉导巧妙地补上了前卡富户和尾卡难民的意识形态，尤以后者最精妙。一方面，前卡住户及其子嗣深信列车发明者（及车长）Wilford 是救世主；另一方面，尾班贫民固然不受 Wilford 崇拜的一套，他们追随反抗领袖 Gilliam 的指导，势要捣破 Wilford 的横蛮霸权。
有趣的是，也是这出电影之妙处；随著剧情的发展，主角 Curtis 策动了一波又一波的“革命”后，我们见到 Gilliam 暗里跟 Wilford 连系。实情是，看似对反的二人实为联盟，达成了奇特的对立统一：一边厢，Gilliam 获得 Wilford 的批准，以适度的造反运动换取适量的权利（食物也好，居住空间都好），以及宣泄贫民的愤怒情绪。另一边厢，Wilford 通过造反运动引发的伤亡事故，减少列车总人数，以便管治，并定期掳走贫民车卡的幼童，作运行列车的核心动力（劳动付出）。
就此，前卡列车与尾卡列车看似天渊之别，一边像天国一边似地狱，但二者实为一脉相通，互相依存。换言之，Curtis 那些看似激进的行为，还有 Gilliam 的貌似解放之思想，通通都归结为上层阶级的阴谋，是 Wilford 的管治工具，用以维系列车的结构和运作，促进车内社会的安定、繁荣。
脱离阶层循环的答案是？⋯⋯
根本上，《上流》和《末世》是一脉相承，道理显然易见：住在豪华大宅、地牢上层的朴社长一家，当然是上层阶级了；宿身下层住宅，饱受雨水、尿水和 Wi-Fi 等问题困扰的金基泽一家（补：对住在旧唐楼或公屋的港人来说，可谓相当写实，毫不夸张），还有寄生在朴家豪宅地牢的管家及其丈夫，固然是下层阶级。换言之，阶级喻意再一次呈现在奉导作品之中。为怕观众看不懂，电影每逢到金家的场面，奉导还特意要求摄匠，以仰视的角度拍摄金家眼望窗外街景的情况，表现出“低人一等”的感观。
不仅如此，故事的主要发生场景，朴家住的超级豪宅，它不单是一种物质财产，还象征了某种特定的“上层建筑”。有别于《末世》，《上流》并无大规模流血冲突，也没富人像奴隶主般劳役穷人的典型场面，然而，奉导特此安插了前管家的丈夫一角：他长期寄居地牢，天天吃朴家的饭余菜渣，心智日渐扭曲，沦为崇拜朴生养育之恩的半疯傻子。即言之，一个彻底地被生存环境异化的人类，跟活死人无别。
同时，在电影最后，贫穷的金家长子（崔宇植 演）立志奋力赚钱，梦想自己终有一天发大财，购入朴生的住址，释放因事潜藏地牢的父亲，还予自由。在此，虽说上述二人的表现不同，一个半疯半癫，一个重舍生存意义，他们无不受制于这所“豪宅”之中，借以整个社会系列循环下去。比方说，假如金家长子真的攀上“上流”，得以购入豪宅，留待其他人替补原来的下流位置，迁入那所残破的下层住宅和地牢，正如爸爸金基泽取代前管家丈夫的道理一样。
换言之，就跟《末世》刻划的生态系统循环一样：有人升迁了，也有人不再受劳役之苦，他不过是成为昨日自己的敌人，换成其他人补充下层位置，继续受苦。即是说，整个社会系统再生产出供以自身运作的条件，持存下去。如果认为《上流》的结尾太抽象，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其实奉导一早在《末世》交出了一项浅白、露骨的答案：与其让上下层系统不断循环、替换，真正的答案不是杀死车长 Wilford，也非接管主宰列车的分配权，而是推翻整架列车（即，社会分配系统），完全跳出既有（牢固的）框架。
最后，不管我们是否认同奉导的价值观，赞同那种老掉牙的“上层建筑”模型说，换作现实，跳出框架之谈岂可容易，但起码《末世》和《上流》的结局稍稍地告诉我们，有时看似激进、以为能改变一切的行动，实在是滋养既有系统，反倒没法改变困局，循环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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