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爱情的自言自语(五)效益主义者能爱吗?|曾瑞明

撰文: 曾瑞明
出版:更新:

作者|曾瑞明

 

总觉得哲学家潜意识想自己老婆掉进水里。
 
想像一下,你太太和另一位女子(样貌、年龄不详)都掉进水里去,你会救谁?
 
“我会救我太太,因为那是可普遍化的律令容许的……”
“我会救我太太,因为那是效益较大的……”
 
上述答案,相信是看得太多哲学的人才想得出来。威廉士(Bernard Williams)指出,推动我们救太太的理由,只能是因为她是我太太。如果提出效益主义或者康德式的理由,就是“想太多了”(one thought too many)。当然,有些人对自己太太样貌、年龄和其他方面知之甚详,有其他选择也说出不准。

有一些人甚至批评说,要提出“那是我的太太”这理由也是想太多了,甚么都不想,直接跳进去吧,才能展现你的爱。但对于不懂游水的人来说,这样做无疑是殉情。

 

关于爱情的自言自语(四)甚么道德理论最能解释爱?|曾瑞明

 

上回提到效益主义能否安立爱这问题,初步观感是似乎很难。我们会以为爱是不用多想的,偏偏效益主义很计算性,很理性。在效益主义者眼中,一个行为到底是对还是错,端赖我们考虑它带来的后果和效益。另外,爱是偏私的。效益主义却要我们从一个无偏私的观察者(impartial spectator)看,超越个人的观点。在这个观点里,我都不存在了,何来爱呢?

女哲学家  Neera Badhwar Kapur 在〈为甚么永远由最好来指导是错的︰后果主义和友谊〉(Why It Is Wrong to be Always Guided by the Best: Consequentialism and Friendship)一文指出,一个道德理论如能跟友谊的要求协调,会是一个较好的理论。要做的是:确认友谊是一种道德的善(moral good),而这无关于非个人他的最大化( impersonal maximization)。

 

Neera Badhwar Kapur

 

行动的效益主义 VS 规则的效益主义
 
一个经典的辩解是,效益主义不必为每一个行动都计算效益或后果一番。当中我们有行动的效益主义(direct-act utilitarianism )和规则的效益主义(rule-based utilitarianism)。后者会接受我们不用为每个行为计算,甚至接受个别行为不带来效益,比如在二选一的处境下,选择救无甚贡献、只懂打牌的女友,而不救霍金。因为长远来说,救“亲人”而不救陌生人(管他是伟人)的规则还是会带来更大的的效益:因为我们更专注,也有更大动力去行动。这就好像“父母要对子女好”这条规则,会带来更大的效益,因为大部份孩子都会因此成长得更愉快。

笔者十几廿年前写过一篇从未发表的小说,意念是一个儿子读到规则效益主义者父亲的日记。日记内容讲述父亲如何细述,父爱可以为社会带来不错的效益。这日记不太八卦,相当富哲学性。但儿子立即质疑这位已过身的父亲,生前点点滴滴的爱到底是不是假的。假的意思是指父亲对自己多好,多关怀,最终只不过是为了整体效益。即使他装得多好,令自己多快乐,成长如何顺利,但仍不是因为他“爱”自己。

笔者的小说不赖吧。但不发表也有不发表的效益。说回正题,一个规则效益主义者要真正实行规则效益主义那一套,必然要深不可测的,不可让人知道。他本身就不能爱,因为爱一个人往往就是跟对方分享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但现在只能隐藏——多可悲。不能真诚。作为效益主义者,你不能告诉你的朋友或爱人,你是效益主义者。

 

巴迪欧:爱情是一场始于偶然、通向永恒的战斗

 

最大化的态度

Badhwar 也区分了工具式的友谊(instrumental friendship)和目的式的友谊(ends friendship)。前者只是利用友谊来获取快乐、名誉或地位。但后者则把友谊视作目的,是为了友谊而友谊。我们珍重互相关怀、信任。

如果我们用效益主义那最大化的态度,目的式的友谊能安立吗?友谊也会讲牺牲,有时也会带来伤感、哀伤。从效益主义看来,如果朋友患病,每天愁眉苦脸,堪称“烦恼制造机”。有这样的朋友何来效益,快乐可言?只有理由说再见。

更甚的是,我跟平平实实的阿明做朋友已经不错,但作为一个要取得最佳后果的效益主义者,当我遇到“改善社会风气,风迷万千少女,提高青年人内涵,刺激电影市场玉树临风”的阿雷时,就似乎更应跟他做朋友,帮助他、辅助他,至少付出时间给他。阿明,我们又要说再见。

有些家长常说要孩子得到最好。但忘了有时孩子的最好就是不要你作为他/她的家长。我相信很少家长能达到效益主义者的高度,还是跟孩子多说,珍惜眼前人。

 

目的式的友谊(ends friendship)是为了友谊而友谊,珍重互相关怀、信任

 

效益主义者能辩护吗?
 
哲学家 Elinor Mason 在〈Can an Indirect Consequentialist Be a Real Friend?〉一文想像有一个思维复杂的后果主义者,他不会轻易改变他的对友人的倾向,即使他知道该友谊不是最大化(optimal)。一般情况下,他都不会放弃友谊,那对他来说会是很差的事情。

但是,有一天他患上一种罕见疾病,令他变成暴力大王,超级大话精。这病只会愈来愈严重,不可治疗。不知幸或不幸,他有时也会清醒。当他清醒时,他决定改变自己对友谊的态度。为了不再害人害物,他跟一些朋友断交。这当然痛苦莫名,但作为一位出色的效益主义者,他知道这是应该做的事,因为这才会带来较大的好。他不是放弃友谊,其实是改变生活方式。
 
 

Elinor Mason

 

都说,做哲学家要有一点写故事的能力。但 Mason 想带出的,是为了好的后果而放弃友谊,并不一定是令我们跟人的关系疏离了。相反,很多人都想好好的享受友谊,也不会追求最佳的关系,次佳都 OK。但是,这不代表他不能做效益主义者,以大局为重——似乎更值得我们敬佩。为了真爱,我不会当效益主义者。但为了大爱,我可能要做一个效益主义者。大局为重,但珍视不了爱需要的关系。

这种效益主义者并不事事以效益为先,他会容许一些方法带来好处的倾向,即使这会令某君在平时会浪费时间或金钱和朋友在一起,而不去做一些公益的事情。但当这倾向是不能带来好处,甚至带来坏处时,他就会改变自己的倾向。你在平时不会察觉到某君这是这种效益主义者,甚至你自己是这种你也不知道。这一点也不奇怪。难道,不顾一切的爱情和友谊,才是有价值,才是我们向住的?人生或有一次,你会为了大局,慧剑斩情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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