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思考作为方法（上）：现代性即殖民性与解殖｜李柏翰
作者｜李柏翰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教授蔡明发（Chua Beng Huat）曾经提问并分析，为甚么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在东（南）亚地方不可得，或谈起来别扭，或产生许多自相矛盾的原因：冷战！不过，若是冷战格局无解，“解殖理论”（decolonial theories）是否能成为东亚后殖民社会的另类选项？
冷战之所以“冷”，仅是对于欧洲地方的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对抗而言，但在当时的东亚地区，那是一个“热”战时期，诸如韩战、越战的爆发。与此同时，各个东南亚国家也还在对抗殖民势力。在大部分的反殖民抗争中，共产党员本来都是抗战的一份子，但在后来的内战中却又变成打击非共产党者的主力。
冷战时期时，前殖民者要不直接参与了跟共产运动鏖战的武装冲突，要不援助内战中反共势力那一方，使得联共反殖与联殖反共的情绪重合交叠。这让一批刚从殖民压迫历史中甫能喘气的新兴民族国家，马上对共产主义式的极权统治产生联想及相应的恐惧感，深深影响了这个接连受制于国际势力消长的区域。
这个“巧合”使当时一票知识份子“轻放”了对殖民的批判分析，甚至可能重新诠释为民族国家现代化的开端，而这些也都成为后殖民研究窒碍难行的原因。共党与反共之间的内战，长期占据了东（南）亚人文学科的论述，也成了建构“建国史”过程中的兵家之地——后殖民理论难以找到得以伸展的舞台。
直到东（南）亚社会的现代化大致都完成了，各地的知识分子才开始在拥抱与拒斥现代性之间纠结、徘徊。尤其在东西方势力消涨、区域政治版图变化的廿一世纪，已几乎全盘继受西方知识体系的社会中开始出现反思，质问为甚么物理上、国家意义上的殖民者被驱逐了，主体上、知识上的解殖却没有顺势出现？
出走并回返欧洲，反思现代性
延续一开始的提问，本文想借机介绍一下起源于拉丁美洲的解殖理论，究竟在思考甚么问题。主要参考的文献则以成长于阿根廷的解殖理论家米格诺洛（Walter Mignolo）为主。他的研究主要关注“现代性／殖民性”（modernity/coloniality）的问题。事实上，这也是所有解殖理论家思考的起点。
以“社会学”为例，社会学和现代性是相互构成的，基本上社会学的知识论就是依著“现代化”而生。这个特定类型的“现代”及其发生的政治经济脉络，被归因给了帝国的欧洲。因此现代性就是欧洲——欧洲对“其他”世界的发现。殖民的发生、过程、半终结、延续、再生产，都是现代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然而，往往在现代性的宏大叙事中，只会听见工业革命、公民社会崛起、民主、资本，世界的其他地方变成这个历史过程的他者。这也是后殖民理论家容易顺著犯下的错误，他们把殖民诠释成资源上的剥夺、主与奴的压迫／从属关系，因此把“现代”归于殖民者，而自己“被现代化”了（不论自愿或被迫）。
后殖民理论想像的是，高尚／低贱的差别正当化了殖民者的掠夺。解殖理论家的出发点却是人与“非人”之间的关系，被殖民者及其地方都是“资源”，（在殖民者眼里）那里没有甚么东西是具有主体性的。殖民的心态不是宰制或压迫，是拥有并处分；因此欧洲的社会学会认为，全世界的现代都是同一、同质的。
“解殖”作为思考与行动上的出路
因此“欧洲现代性”的内核是殖民。然而，其他地方“被殖民”或许构成欧洲的现代，却不等于现代的全部。就这方面，历史社会学家斑布拉（Gurminder Bhambra）就提出“现代的多重性”（multiplicity in modernity），有别于且批判依赖理论所谓的“多重现代性”（multiple mondernities）。
九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者，批判现代化理论有两种取径：一是否定“只有一种现代性”的欧洲中心论，二是提出东／西互构而非互斥的辩证关系，因此想要建立一种“多重现代性”，然而结果却变成了南／北、核心／边陲等各种二元论。斑布拉认为，这样的“多重”仍是以西方为参照点来检视其他的另类现代性。
从这个角度来说，提出如此主张的社会（学）理论，反而需要透过承认欧洲现代性根源的不可取代性，来重新生产既有知识论的霸权。这其中的危险，对欧洲本身而言，即先验地错认欧洲是个同质的整体，而忽略内部相互殖民和宰制的可能性。对非欧洲而言，则是错把自身经验视为现代世界的例外、殊异来理解。
就此我们可以说，“后”殖与“解”殖理论之间的差异，既是历史地理意义上的——前者源于印度与北非，后者滥觞于所谓的拉丁美洲和北美印地安社群——更是理论意义上的——解殖论相信物理上的去殖民（decolonisation）不等于解殖（decoloniality），就像民族／国家独立或自治也从不等于思想与行动自主。
“殖民性是深入血液、骨髓，深藏在我们意识中的”，秘鲁社会学家奎哈诺（Aníbal Quijano）曾这么说。殖民性就是，每当我们听到、想到、讨论到“现代”这个概念时，莫名其妙地马上就能毫无障碍对话的基础。我们甚至不用追问彼此讨论的是指哪一种现代，我们拥有它就如同它拥有我们一样。
缺席的社会学与知识（论）不服从
此这个角度切入，任何当代（包括现代和后现代）的知识结构、地理疆界、地缘政治、国际关系，都是米格诺洛、奎哈诺等解殖理论家批判的对象——不论是自由主义式的世界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比如依赖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相反地，他们希望能建立／恢复一种多元并存的现代性认识论。
解殖理论透过对全球知识系统的重新配置，开启与现代认识论“脱钩”（delinking）的分析路径。这是为了联系“未殖民”与“被殖民”的过去们（复数 the pasts）之间的关系。参与许多拉美社会运动的法律社会学教授桑托斯（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也才会提出“缺席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absences）。
这里的“缺席”也是复数的，指涉两种抹除与噤声（silencing）：某些特定经验被通常性地抹除，以及这些抹除通常是透过某些特定方式积极完成的。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knowledge）因此具有新的使命，除了找出被抹除的、边缘化的“另类”世界观；还得找出那“另类”中甚么被保留、甚么则被完全抹去，且为甚么保留／抹除？
从“现代”的眼光来看，那些被排除的、被认为不属于科学的，多半也都被认为是不完整、不精确、超自然、不符合现代标准的经验和叙事，甚至可能称不上“知识”（knowledge; epistemology）。桑托斯就是希望找出那个被普遍接受的普遍主义（universalism）是怎么变成霸权的、科学意义上的“现代”。
从“缺席的社会学”出发，“普遍的、全球的知识论并没有要否认或消灭殊异的、本土的经验，反而会鼓励它们设想一个超越自身的世界”。如此才能反复证成某种现代性处于霸权位置的正当性。换句话说，你越相信自己另类且特别，越沦为霸权的参照物，而这也是霸权所追求的——你只能缺席，但你不能消失。
延伸阅读
· de Sousa Santos, Boaventura (1995) Toward a New Common Sense: Law, Science and Politics in the Paradigmatic Trans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 de Sousa Santos, Boaventura (2014) Epistemologies of the South: Justice against Epistemicide. London: Paradigm Publis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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