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早已成为“后人类”，为何依然如此惧怕它？【技术人文】
作者｜孙凝翔
近来，“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给我们造成了巨大冲击，让“后人类”议题再次进入公众视野。再往前，“AlphaGo 战胜人类”刷屏时，“人工智慧”也曾引起巨大关注。在普及了最新技术进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种被知识界概括为“后人类”的恐慌。
我们不缺乏对于“后人类”的种种想像，从《银翼杀手》（Blade Runner）到《异形》（Alien），从《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到《攻壳机动队》（Ghost in the Shell），科幻电影已为我们塑造了无数的“后人类”或“仿制人”形象。甚至，在我们当下的生活中，植入人工辅助设施、使用家务机器人已经成为现实；而手机也成为我们离不开的“延伸器官”──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已经是“后人类”。但每每谈及这个问题，我们感受到的仍然是恐惧与迷惑：我们在担忧“后人类”时代时，担忧的到底是甚么？
“后人类”问题的体现多种多样，有基因编辑和人工智慧对“人”的界限的模糊、工作层面机器或赛博人对人的替代、脑机介面与虚拟实境对现实的冲击、诸种技术联合作用下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复现⋯⋯然而无论是何种意义、语境下的后人类惶恐，核心都是对当下的“人”的境况的关注。令我们恐惧的，或许正是充满未知的当下。
每个现代人，都是“城堡中的K”
我们不喜欢这样。”“怎么会喜欢呢，”K说，“你们当然不会喜欢这样，可是只能这样做。
无论是何种意义、何种语境下的后人类惶恐，其核心都是对当下的“人”的境况的关注。而这又进一步涉及两个问题：其一是我们如何定义当下的“人”；其二则是已来或即将到来的世界将如何改变这种“人”的境况。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不同知识背景的人会找到不同的理论依托，尤其是科学与人文两种体系培养出的知识份子，往往难以达成共识，更不要说与公众意见达成一致。
不过在意见的分裂之下，菲利普・狄克（Philip K. Dick）、押井守、吉布森（William Ford Gibson）、《异形》、《2001太空漫游》等科幻作者及其作品却屡屡被提起，尤其是狄克及其小说改编的诸多影视作品：《银翼杀手》（Blade Runner）、《全面回忆》（Total Recall）、《未来报告》（Minority Report）与《高堡奇人》（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近乎成为了后人类问题中绕不开的座标，也是诸方意见的“最大公约数”。
“后人类”是科幻小说与电影的重要主题：
当人们在谈论狄克及其启示时，有两段话往往位居卷首：一段是《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下称《仿生人》）一书扉页上叶慈（W. B. Yeats）的诗：“而我仍梦到他踏著草地，在露水中飘飘荡荡行走，让我的欢歌轻易刺透。”另一段则是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版本的《银翼杀手》中添加的台词：“所有这些瞬间都将随时间逝去。一如眼泪，消失在雨中。”
如同两段引文所呈现的，如果说《仿生人》一书的基调是对往昔的怀念及与其相伴的孤独，那么在《银翼杀手》中，怀旧的泪水却只能为绵延的雨所洗刷，孤独的身体将走入坟墓，最后留下一片崭新的大地。可以说，两部作品虽然呈现角度不同，但都保有著同样的怀旧、恋乡与孤独感，而这种感受绝非狄克仅有，而是弥漫在狄克之后的整个西方科幻世界中，使这一阴冷朦胧的世界与早期科幻作家们所构筑的各类乌托邦（《乌有乡消息》（News from Nowhere））、反乌托邦（《1984》、《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奇幻冒险（《地心探险记》（Journey to the Center of the Earth））区分开来。
事实上，尽管《仿生人》、《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这样的赛博朋克（cyberpunk）作品往往被放置在反乌托邦（dystopia）作品的谱系中进行考察，被认为是《1984》这样作品的一种延展。然而，倘若抛开“科技”、“极权社会”等设定，整个二十世纪后期的科幻作品在行文风格与内在主题上，都与这一谱系保持著相当的距离，其内部也存在著极强的分化。颇为吊诡的是，在数十年后再看，最有力地指出后人类境况的并不是克拉克式（Arthur C. Clarke，《2001太空漫游》编剧之一）的充满了各类科学设定的硬科幻，也不是阿西莫夫（Isaac Asimov，《I, Robot》作者、“机械人三法”奠基者）笔下横跨各个星域的宏大历史，而是狄克与吉布森的作品之中，那些断片式地聚焦于那些抽象社会中最为具体的人，看他们如何面对世界的挤压与塑造，是逐渐变形，还是与之相对抗。
这似乎正暗示著，“后人类”问题并非简单的技术达尔文主义对人性的侵蚀问题，而更关乎人类与外部世界、人与物、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变迁。在此意义上，《银翼杀手》中连绵的雨水与《2001太空漫游》中漆黑的石碑，都成为了外部世界在人类眼中的符号投射。人们所感受到的不仅仅是被仿生人、AI 所替代的恐惧，更是自己所生活的整个现代世界日益变得冰冷、坚硬。于是，“后人类”问题的实质，便远远超出了生理学或技术意义上对“人类”的替代，而更多体现为马克思与卢卡奇（György Lukács）所说，人类在现代社会中的逐渐“异化”──就此而言，无论是基因编辑还是人工智慧，甚或是电影中张牙舞爪的“异形”，都不过是“异化”的一种物质体现，而绝非整个问题的关键所在。
不妨这么说，整个赛博朋克传统，乃至整个后人类问题域的核心，便是对逐渐冰冷、抽象的现代世界之恐惧与反抗。如同狄克在短篇小说集《金人》（The Golden Man）的前言中所说：“我想写那些我爱的人，并将他们放入我头脑里想像出来的世界中，而不是放到我们实际生活的世界，因为我所存在的这个世界远未达到我的标准。那么，我应当降低我的标准，我应当跟大家合拍，我应当顺从现实。不，我从未顺从过现实。这就是科幻做的事。”
每个现代人都经历著《城堡》中 K 的命运，“不喜欢”现存的世界，“可是只能这样做”。于是每当我们谈起“后人类”时，我们所说的绝非未来，而恰恰是过去，是一种怀念，是一出悲剧，是一个无法返回的温柔世界，是一片可以踩踏的青绿草地，是那些爱与被爱的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未来正是过去的倒影，那个过往的世界中不仅存在著“真实的绵羊”，还存在著已经逐渐逝去的人性之光。归根结底，我们恐惧的并不是那些技术本身，而是失去一个替代性的世界的可能。
后人类的守门人，我们需要跨领域沟通
后人类到底意味著甚么？要争论这个问题，最好的时机可能就是现在。不要等到它所体现的思想列车稳稳地停下来之后，再用炸药来改变它们。
在梳理了“后人类”问题的脉络后，一个问题浮现在我们面前：倘若早期的赛博朋克作品与后人类的相关讨论具有如此丰富的内涵，那么今日的后人类问题场域何以逐渐收缩到基因编辑、人工智慧等为数不多的几个技术领域？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相关作品史与学科史的建构，将对应的作品与学术讨论划入了专门的范畴（如科幻文学、技术哲学）中，从而强化了其技术面向，掩藏了其中对整个现代抽象社会状况的反映。不过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早期科幻作品与学术讨论（尤其是控制论（cybernetics））对后续研究的影响。恰如凯瑟琳．海尔斯在《后人类时代：虚拟身体的多重想像和建构》一书中所揭示的：早期的各种讨论，尤其是狄克、吉布森等人的科幻作品，不仅想像了“后人类”的状况，更是直接框定了“后人类”的问题场域。不妨这么说，如果没有《异形》与《仿生人》，没有《神经漫游者》与《攻壳机动队》，那么在“人类”之后将只剩下一片弥赛亚般的虚空，除了抽象概念外，我们无法想像一种真实的、名为“后人类”的存在。不仅如此，倘若失去了技术之外的历史与文化语境，在概念丛中不断演进、并且直接在物质上形塑了“后人类”的诸多技术思潮也未必如期而至，“后人类”本身便就此消散在风中了。
然而塑造了“后人类”问题的诸多历史脉络却也成为了笼罩著问题本身的阴影。如前所述，今日的“后人类”问题更多关注著狭义的技术与人的关系，尤其在基因编辑、人工智慧、赛博身体、资料监控等等方面大展拳脚，仿佛这些问题乃是“后人类”问题的根本所在，人类的确面临著数千年来的大变局。不过倘若深入到科学或是技术领域中，我们很容易发现，在人文、社会科学学者那里常见的诸多判断并不成立：今日的技术虽然突飞猛进，但远比不上工业时代与二十世纪之初；今日的创新虽然无所不在，却也都是攀附商业的微小创新，真正改变人类的创造却尚未出现；今日的电脑领域虽然蓬勃发展，但最基础的数学、物理等学科却已遇到了瓶颈，数十年来都并未出现突破性进展。至于科幻作品中常见的“超级 AI”、“超级人类”等设定，如果是在技术意义上，恐怕离我们还有相当一段距离。
这绝非悲观的论调，无论是出版于千禧年开首的《未来50年》（The Next Fifty Years），还是近来《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对近百位物理学研究者的调查，都同样证明了这一点：所谓近年来科技的突飞猛进，其实只是技术的进步，并未涉及科学的关键性进展，而愈是远离基础科学与技术生产的人群，愈容易接受在商业与媒体的运作之下被夸大了的技术进步。恰如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在“知识的未来”（The Future of Knowing）演讲中所说：“我们所拥有的关于人类的资讯，显著地超过了任何关于存在著的非人类系统的资讯。”当代不断膨胀的“知识”，不再以外部世界为中心，而更多是关于人类自身。由此所谓的“革命性变化”，也不过就是一场由来已久的渐进转型进程中的最新进展，这也正是近年来看似不断加速的技术革新的实质。
然而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却将商业运作下的技术进步，与科幻作品中的未来图景结合起来，在公共空间中营造出了一种狭隘的“后人类”惶恐，仿佛人工智慧与基因编辑明天就会不可逆转地摧毁人类。这种错觉一方面来源于查尔斯・珀西・斯诺（Charles Percy Snow）所说“两种文化”的区隔（身兼科学家与作家的斯诺，在上世纪中叶观察到人文科学知识份子与科技知识份子正日益分化，形成两种不同的文化，他为此提出警告，并呼吁两者的合作）；另一方面却是因为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缺乏对科学、技术等专业领域的敬畏，并未试图理解技术与科学的实际进展，反而忽视具体问题的肌理，急于将表面的状况纳入到其熟悉的问题场域（典型如伦理、艺术、社会分层与流动等）中进行分析，如是者得到的多半不是学术分析，而是天方夜谭。
诚然，在学科日益分化的当下，想要弥合科学与文化之间的界限或许日益困难，甚至可说是有些吃力不讨好。但我们仍需要寻找、培养那些可靠的、能够沟通不同领域的知识份子，因为只有这样一群人才能够真正承担起“守门人”的职责，追踪技术发展的进程，弥合不同领域的裂隙，守望整个人类的未来。在此意义上，那些急于对最新技术进展发表看法的学者，并没有犯下根本性的错误，只不过少了些进取之心，一味模仿二十世纪科幻作家们通过“故事”与“预言”来达成警告的行径。然而距离奥威尔（George Orwell）、赫胥黎（Aldous Huxley）与狄克等人的作品问世已有几十年历史，我想我们早该迎来更加紥实可靠、融合多个学科知识的后人类研究，而不是不断重复那些前辈早已讲过的故事。
不可遏制的客体，我们已经是后人类了？
“总有一天，”乔愤怒地说，“像我这样的顾客会推翻你，推翻你们自动服务机的暴政。人的价值、怜悯和温馨将回归社会。”
如果要迎来一种更加紥实可靠的后人类研究，那么我们首先应当脱离狭义的技术限制，还原“后人类”概念最初丰富的意涵。如前所述，“后人类”问题的核心是对现代世界中异化的人性的恐惧与反抗，这种异化总是来源于一种“非人”的“客体／物”，因此后人类问题又可以被理解为“对客体／物的恐惧”。以最容易理解的技术达尔文主义（如基因编辑、脑机介面（brain-computer interface）与优生学的结合）为例，基因编辑意味著将人改造成了“非人”，脑机介面则是在人中嵌入了“物”，而这两种具体技术与优生学的结合，则进一步指向了“非人／物／客体”对人的替代或统治──整个逻辑并没有脱出“人与物”、“主体与客体”二元对立的框架。
事实上，流行科幻作品中最集中的意象，便是渗透在日常生活中无法摆脱的“客体”，无论那些客体被表达为极权社会、义肢、人工智慧还是人造人，这些客体都必然导致了人与物、主体与客体之间界限的模糊，进而造成了对身为主体的“我”的压抑。不妨认为，科幻作品正是通过寓言的方式，洞察了现代性的核心命题。这一命题在齐美尔（Georg Simmel）、胡塞尔与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论述之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区别不过是狄克作品中的“客体”并未有一个稳定的表征，而上述三人则集中地使用了客观文化／主观文化、科学／生活，或是确定／不确定等范畴，希望将概念对中的后者从前者的压抑中解救出来。
然而“后人类”境况却并非单纯的压抑，而是指向了一种拉图尔式（Bruno Latour）主客体关系的纠结：人愈是希望与客体划清界线，就愈是会与客体更加紧密地纠缠在一起，所有人为创造出来的客体──物品、制度、文化乃至人与人之间的组织、关系──最后都成为了窒息个体的关键所在。如果这么说有些过分抽象的话，那么用押井守那段知名的话来说，所谓的“现代性”问题便是：人类总不愿承认“手机”是自我的一部分，可同时却愈来愈离不开“手机”的过程。借用拉图尔的判断，我们或许可以说，我们不仅“从未现代过”，更是“从未成为人类”──从现代意义上的“自我”诞生一刻起，我们便沉浸在一种焦虑中，希望将自己与他人、与社会、与物品相区分开来。如果人类的定义是那个界限分明的主体，那我们早已是后人类了。
在拉图尔的论集中，他探讨了现代性、反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议题，并试图在实践中将人类与非人类这对范畴连结起来，打破自然与历史，以及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割裂。
以此为入口回到科幻作品，我们将发现，那些主人公们总是在寻找的、渴望的东西──无论是绵羊、历史，还是灵魂、身份──其实质都是一种人与物之间、真与假之间、生与死之间的界限。界限意味著确定性，同时意味著意义存在与生成的可能。然而将一切希望寄托给界限的存在，主人公便会陷入卡夫卡式的困境：在迷宫之中发现一个独立于自己之外的庞然大物，发现自己无法理解世界的存在，从而失去自我。就此而言，《银翼杀手》成为科幻史上的经典绝非偶然，因为故事中瑞克・戴克（Rick Deckard）不断地对自我的找寻和质疑乃至绝望，正是每个现代人都会经历的过程。
与斯科特的改编不同，在《仿生人》小说一书的结尾处，狄克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更加温柔的结局：当妻子伊兰（Iran Deckard）给瑞克带回的电子蟾蜍（可以）订购电子苍蝇时，狄克已部分地超越了卡夫卡的视野，曾经需要通过无限倒退来找寻的、人与仿生人之间的界限被搁置了。正是通过这个结尾，狄克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可能：人们无须为了本来就无法明晰的界限而焦虑，如果我们早已成为人与物、主体与客体的混血儿，成为广义上的“后人类”，那么关键便不是倒转时间的齿轮，而是在那些模糊的、断片式的场景中，发现美与意义的存在。
可是何以发现美与意义呢？恰如马克思从伊比鸠鲁（Epicurus）处所学到的，在冰冷的一切仿佛都已注定的世界中，偏离即是自由，参差即是意义。于是，并非循规蹈矩的知识份子，而恰恰是科幻故事中的那些边缘人、瘾君子、失败者，切实地成为了后人类图景中的自由女神，召唤著早已逝去的时光，寻找著抽象社会中残存的意义碎片。
不妨这么说，在“后人类”问题中，最为重要的或许并不是那个长远的未来，也并非利益权衡后对整个技术进程的控制，而是对当下切实存在的状况之关注。这意味著，愈是在讨论那些看似宏大的关乎人类命运的问题时，我们愈应将目光不断下放，直到看到那些历史地层中的雨露尘埃，那些世间万物的参差多态，那些平凡人的喜怒哀乐，那些边缘人的日常生活──流吧，他的眼泪，无论接受还是拒绝，这是时代留给我们的纪念品。
【原载于微信公众号：新京报书评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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