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拍故我在：在 IG 年代重读班雅明与拉冈

近年不断有报导指出 Facebook 的用户数目与使用率正在衰减，但 Facebook 旗下的 Instagram 却如日中天。Instagram 的设计是以影像为基本单位的社交媒体，连同诸如微博、微讯朋友圈，与最新崛起的抖音（配合 B612、SNOW 与美图秀秀等修图软件），总合起来就拼出一幅我们当前视觉文化的图像：我们已经正式进入视觉至上的眼球世代，自拍，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最自然的动作。

班雅明式的媒介问题

在现今的 Instagram 世代，我们迎来的，是数码资讯与网络科技带来便捷的图像修改与传播技术。以此为契机，我们可以回到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以及他其他讨论媒介的文章。

班雅明关心的不只是艺术家与观赏者对于艺术作品的理念如何转移的问题，他亦提出了一套关于媒介（media，指技术意义上的表现与传播手段）的美学（aesthetics），或更准确的说，感性学（更接近 aesthetics 的古希腊文词源 aisthetikos 的本来意义）。班雅明这套感性学并非传统美学对于审美经验的研究，而专注研究（新兴）媒介与我们的感性能力之间的关系，并延伸到媒介对于我们的知觉方式、社会现实以至世界观的影响。

班雅明认为，摄影是人类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图像复制技术（比如从前的板画与印刷术）。摄影的发明直接促成视觉主导的大众文化出现，以挑战过往以文字主导的高等文化。从班雅明的年代至今，摄影已经起了颠覆性的变化。我们应该如何重新以班雅明的视角，来研究我们当前的视觉文化？

摄影作为现实的中介

只要稍稍检视今天以图像主导的社交媒体，我们大概会发现当中照片的主题，以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占多：买了新衣服或有新的穿衣配搭会自拍；用餐前要先拍摄食物（甚至有研究指出这动作会增添食物味道），到咖啡店要打卡分享；有新的餐具、家具或床铺被单会拍照；准备出发旅行，从机场的召集牌就要开始拍照打卡。

我们同时会发现，这些照片很多都会有经过美化或贴图加工等修改，以及滤镜（filter）处理。现在甚至连滤镜的颜色，亦被包装成“文青色”或“少女系”等符号。修图与使用滤镜已成为常态，没有修图或泸镜的照片才是例外。

我们可以说在这样的视觉文化之下，我们的生活都被中介了（mediated）。在此，中介（mediation）有两种意义：第一种是指我们将我们的生活体验拍摄成照片（并以软件处理），透过网络传递给他人，因此照片是一种中介；第二种意义是我们似乎不再能够直接享受我们跟前之物，而要经过拍摄与分享作为中介，才能得到这些衣食往行上的满足。

自拍反映的欲望与凝视

何以我们会不断拍摄、修改与散播照片？以精神分析的用语来说，促成这些行为的驱力（drive）是甚么？为何我们需要摄影作为中介，以满足欲望、获取快感？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可以用拉冈（Jacques Lacan）《研讨班 XI》中的凝视（gaze）概念来解读。

对于拉冈来说，凝视是自我与主体之构成的重要环节，凝视，指的是主体被凝视。以自拍为例，自拍行为出于一种以凝视运作的自恋结构：我做著他人所欲望之事，或我拥有他人所欲望的东西（或我本身就是他人的欲望），然后我拍摄自己，并分享到网络上，使自己被看，想像自己被我这主体以外的某个东西凝视。

自拍手机的镜头恍如是大他者（the big Other）的眼睛。大他者是没有形相，却塑造著我这个主体之欲望的东西。自拍者将自己置于它的凝视之下，以反射的方式来凝视自己，以建立一个想像中的理想的自我。

当表象取代了现实

当我们的现实经过了中介，这就关连到表象是否合符“事物本身”的问题。我们已经开始会将照片戏称为“照骗”，这意味著我们清楚照片并不一定呈现出现实（比如我们的身体）。以前我们仍会相信：我眼睛不及之处，照片与录像为我转载真实。现在的情况变得复杂了，对于图像是否反映真实，我们不能简单下判断。

我们现今对于现实的知觉正经历改变，我们开始预设出现在眼前的照片，所呈现的都是经修改过的（例如广告照片中的模特儿或食物）。我们是否将这些照片当作现实接受？或是说，我们可以接受多大程度的照片修改？在泛滥地生产与消费图像的社会，真假仍然重要吗？在此我们甚至可以作一个辩证式的扭转：假如表象本身已经成为了现实呢？我们是否有一种对于表像的肯定倾向：只要能带来快感的表象，它是否对应于现实，只属次要？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将照片视为再现式的幻象来看，而更应该根据班雅明的进路，肯定新的复制与修改技术必定会建构出新的感性与社会现实，并承认我们的现实已经被图像技术完全转化，以至我们的感官与生活经验已经不可能再接触到纯粹的现实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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