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激进左翼政治哲学的主体规划（二）：巴迪欧与“事件”理论

作者｜哈兹米格·科西彦（Razmig Keucheyan）

作者简介｜法国巴黎-索邦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

内容提要：重塑解放政治的革命主体是当代激进左翼理论的核心论题，洪席耶、巴迪欧、齐泽克从各自的政治哲学创构出发对这一总问题进行了探讨。巴迪欧认为，主体的建构源于创生性事件，政治真理的普遍性存在于个体对事件的忠诚，基督复活事件使所有主体间的差异平等化，从而为一种普遍主义革命主体的生成提供了前提。

洪席耶（Jacques Ranciere）、巴迪欧（Alain Badiou）和齐泽克（Slavoj Zizek）均是当代最著名的批判理论家。洪席耶的《民主之恨》，巴迪欧的《萨科齐的意义》和《共产主义假设》，以及齐泽克的大多数著作——例如，《欢迎光临真实荒漠》，其标题受电影《廿二世纪杀人网络》（它自身又是源自布希亚的观点）的启发——都赫然出现在近些年社会科学领域的畅销书单之中。这几本书在他们艰涩的作品集中算是最容易理解的。它们与其作者的专业——哲学——或者（用巴迪欧的说法）“以政治性为前提的哲学”有关。被这三位思想家所吸引的读者群体的规模表明，当今的批判理论在社会不同阶层中都引起了反响，特别是在那些政治上的激进分子中。

在向后结构主义转型的当口，结构主义发生了一个“事件转向”（turn to the event），也就是说，它使得社会现象的偶然性特征日益被人们所重视。可以说，这一转向肇始于傅柯1970年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讲。随后，在德里达和德勒兹的著作中得到了明显的延续，二者都是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总体化”趋势的批评者。

洪席耶和巴迪欧便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凸显出来的。他们是20世纪60-70年代法国哲学家中的年轻代表。时间将会证明如此看待他们是否合适，或者也可以将他们视作不同于傅柯、阿图塞、巴特、德勒兹和德希达的新一代思想家的首席代表。尽管如此，若是离开1968年的“五月风暴”及其理论后果，洪席耶的“无分之分”（即不属于任何部分的那个部分，part of those with no part）理论与巴迪欧的“事件”（event）理论将无法被理解。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齐泽克，尽管更为间接。与洪席耶和巴迪欧相比，来自斯洛维尼亚的齐泽克更为年轻，他通过在法国学习并受某些代表人物——特别是拉康——的影响，也从属于当代法国思想的语境之中。但是，齐泽克还属于东欧世界，在其祖国处于“社会主义”时期，他一直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

阿兰·巴迪欧：事件、忠诚、主体

在许多方面，巴迪欧的思想与洪席耶相似。这两位哲学家的思想历程也是类似的，从最初倾心阿图塞式的结构主义——在那之前，巴迪欧还曾倾心于沙特，其影响至今可见——到与其最主要的决定论疏离，以及日益坚持政治进程中的偶然性。1968年“五月风暴”所表征的事件对于这种转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巴迪欧对“存在”（Being）与“事件”（Event）的区分，与洪席耶所阐述的“治安”与“政治”的对立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尽管如此，巴迪欧与洪席耶在许多方面也存在分歧。例如，前者对柏拉图主义深表认同——柏拉图主义的确有时令人困惑，但至少其显著地致力于对常识（common sense）与“意见”的主导地位（the reign of “opinion”）的批判。洪席耶并不是为常识辩护，在他看来，常识构成了“治安”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他并没有将精力集中在“真理”这一备受指责的概念上，而巴迪欧则毫不犹豫地致力于此。后者明确区分了“真理”与“知识”，而这又是对阿图塞的“科学”与“意识形态”之对立的回应。

巴迪欧是哲学体系的创立者。在当代批判理论家中，他毫无疑问是唯一一位接受了这一古典哲学任务的人。巴迪欧详尽阐释的学说是一种“事件”理论。这一高度复杂的理论——在此无法充分地加以说明——主要体现在两本大部头的著作中，即《存在与事件》（1988）和《世界的逻辑》（2006），当然还得加上《主体理论》（1982）。它也贯穿于其他各种不同主题的著作之中，通常卷数更少且更易理解，如《圣保罗：普世主义的基础》（1997）、《伦理学：论恶的意识》（1993）和《世纪》（2005）。

巴迪欧的事件理论基于四个主要范畴：存在、事件、主体和忠诚。首先是存在。就其最基本的意义而言，它由纯粹非组织化的“多”（multiples）所构成。这种“基本粒子”无法通过现代物理学或诉诸古典唯物主义加以研究。它们位于物质的“背后”，在这一意义上，存在所涉及的并非真正的实体，而是存在的形式属性。对巴迪欧而言，基础本体论不是别的，而是数学，这意味著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存在拥有一种形式化的生存方式。

正如巴迪欧所言，当“多”被结构化或“计数为一”时，它们便获得了一种初级的本体论上的一致性。然后，它们转化为“情势”（situations），这是“多”的结构化“表像／再现”。现实（reality）的一致性因而依赖于计数的操作。这种操作被用以对抗原初的“真空”背景，因为被计数的“多”并非真正的实体（entity），它们只是当其被计数时才变成如此的。存在著无数“情势”的范例：法国社会是一个，现代艺术是另一个，太阳系是第三个。当下情势的集合指的是一种“情势状态”（state of the situation）。巴迪欧在这里利用了“state”一词的双重含义，既指称一种“结构”，也指涉政治意义上的“国家”。这使人想起洪席耶同样以一种故意含糊的方式使用“治安”一词，既指一种“可感物的分配”，又指确保维持现行律法和秩序的力量。在某种意义上，巴迪欧的学说可以被视作唯名论的一种激进形式。现实只有在其被计数或命名的意义上才存在。情势状态顺从于作为实证知识的客体。后者与存在处于同样的位置，参与其部分的计数。

可能发生的情况的是，存在突然被事件所中断。巴迪欧在这里用一个尼采的公式与二十世纪相连接，但其范围更为普遍，事件“将世界历史一分为二”。事件的范例多种多样，从爱情的邂逅，到DNA结构的发现，从马列维奇（Kasimir Maleyitch）的名画《白上上白》，到俄国革命。更确切地说，存在四种“真理程式”（truth procedures）可能产生的领域：政治、科学、艺术和爱。在每一个真理程式中，就其与存在的关系而言，事件具有绝对的异质性；它是不可预测的，并且悬置了对构成它的“多”的计数。事件与非存在（non-being）一致，与情势状态中的那些不可计数者一致。正如巴迪欧所说：“事件的本质就是事先没有任何征兆，而且会以其恩典让我们措手不及，不管我们多么警觉。”【注1】法国大革命是一个事件的典型范例。我们知道这一过程在数年甚至数十年之前运行的全部细节——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我们可以调用它们，用以解释其发生的前提。与此同时，这一事件依然不能化约为我们所拥有的与此相关的知识，即便是回溯性的。因为知识趋向于计数之前的情势，尽管事件按照定义来说是“额外的”（supernumerary），但其本质是无法被计数的。在这一意义上，事件永远不只是构成其过程的总和。

巴迪欧常常因其事件理论的“奇迹／超自然”特征而备受指责。齐泽克甚至认为宗教启示是巴迪欧的“隐秘范式”——即秘密支配其著作的模式。巴迪欧对圣保罗和通往大马士革之路的反复援引则强化了这一假设。巴迪欧的事件是因果关系的创造者，但其自身并非出自任何指定的因果关系。这一论点的最大麻烦在于，它将导致任何策略上的反思都是不可能的。不管如何地不确定，策略的先决条件是选择一种奠基于已就绪过程的行动话语。就事件是“多余的”而言，任何这类选择基本上是无根的。巴迪欧的事件理论是我们已经提及的当代批判理论特征的深层范例——即策略思维的弱化或缺场。但是，指出如下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当巴迪欧的事件产生于“ex nihilo”（无中生有）时，这里说的“无”（nothing）并非位于某种“超越”之地。它内在于情势之中，情势先于事件，而事件则因其依赖于原初的真空，又总是不融贯的和易变的。这样，尽管它是不可预测的，但法国大革命这一事件在如下意义上揭示了古代政体的“真理”，后者的严重不平等特征包含了它的萌芽。

“主体”产生于事件。这是它的一种可能性结果，但并不意味著机械地在其后产生。彼得·荷华德（Peter Hallward）是一部讨论巴迪欧思想的权威著作的作者，他将巴迪欧的主体定义为“一种通过对真理的宣称而构造的个体”。暴露于事件的个体被形塑为主体——换句话说，她在事件的前提下经历了一个主体化的过程。对巴迪欧来说，主体化（至少）具有两个特征。第一，它是集体的。更确切地说，巴迪欧认为，源自政治事件的主体化始终是集体的。在“真理程式”发生的其他领域，比如艺术或科学，则可能并非如此。而且，主体化并没有预设任何前定的人类本质。它紧随事件之后，并且包含这样一种决断，即个体部分保持对事件的忠诚。这就是巴迪欧称之为作为“规划”的人（man as programme）的定义——换句话说，始终是开放的和来临中的。在这里，巴迪欧重新走向他的两位老师——沙特和阿图塞。前者关于“存在先于本质”的命题认为，人类建构了自身的本质，而此时，他们已然存在于世。对巴迪欧而言，这种建构的实施始终处于创生性事件的阴影之下。“作为规划的人”这一概念也涉及阿图塞“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这表征著对人道主义本质论（巴迪欧称之为“动物性人道主义”）的激进批判。于是，巴迪欧写道：“人的实现不是作为一种完成，或一种结果，而是作为一种自身的缺场，同他之所是相撕裂，而且正是这种撕裂构成了每一创新性崇高的基础。”【注2】

巴迪欧学说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事件只能通过主体从其内部加以辨识。这也就暗示了一种作为事件的事件（an event qua event）的存在——而且并非只是一系列可理解的因果性事实——总是不确定的，它需要通过一种必然的主体性命名行动方才得以完成。这种命名行动，巴迪欧称之为“阐释性介入”，它被定义为“这样一种程式，借由它，多被承认为一个事件”。这正是巴迪欧体系的第四个基本范畴——忠诚——所起的作用：

一个事件是绝对不能共用的，即便我们从事件中得出的真理是普遍的，因为对事件的认识与政治决断是纯粹一致的。政治是危险的、激进的，而且在自我设定的指令下，总是不分彼此，忠实于事件的独异性。政治真理的普遍性源自这样的忠诚，像所有真理一样，在知识形式中，它是可以反过来辨识的。当然，政治可以在这一点上被思考——它允许（即便在事件之后）把握其真理。这是其行动者的点，而不是其观众的点。【注3】

“忠诚”的观念在巴迪欧那里无所不在。这将其置于神学思想的传统之中，有时具有“信仰主义”（fideism）的特征，就与超越性的关系而言，他将信仰行动视作构成性的。特土良（Tertullian）的“因为荒谬，我才相信”是最为激进的表达，他认为，理性越是反对它，对上帝的信仰就越可信。其他属于这一传统的思想家还有帕斯卡（Blaise Pascal）、齐克果（Soren Aabye Kierkegaard）和克劳德尔（Paul Claudel），这三位也曾被巴迪欧频繁地援引。一旦忠诚被视为核心，则反之亦然——换句话说，背信或抛弃也是如此。在一次关于《世界的逻辑》一书的研讨会上，巴迪欧声称，许多当年的参与者对1968年“五月风暴”的否定是他对这一事件进行反思的真正诱因。

对巴迪欧而言，真正的主体只存在于对事件的忠诚之中。这就意味著，许多个体从未成为真正的主体，要么因为他们从未有机会暴露在某一事件当中，要么因为虽然暴露在一个事件中，但他们没有对其表示忠诚。这是巴迪欧思想中最为贵族式或尼采式的面向，只为一小部分个体保留了主体的地位。关于这一著作，从来不乏批评者，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对他的这种贵族主义（aristocratism）进行了批评。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对巴迪欧来说，每个人，不论其出身如何，都有能力被事件所抓住并经历一个主体化的过程。那就是说，巴迪欧的事件，就像产生于其中的主体，具有稀缺性特征。它们在性质上总是例外的。

巴迪欧是一位主张普遍性的思想家，但这种普遍性却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普遍性。圣保罗（巴迪欧将其视为普遍主义的奠基者）在《加拉太书》中宣告了那个著名的公式：“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基督复活事件悬置了差异，并带来了使所有条件平等化的“同类的多样性”。这并没有阻止保罗成为实用主义者，并且显示出一种将不同的基督教团体——其统一性正是他所致力于维持的——之间的差别置之度外的包容之心。然而，关键的问题在于，基督复活事件废除了同一性，并由此产生了一种针对所有人的普遍主义。另一方面，要接近巴迪欧式的普遍性，必须通过一种主体化的路线。在这位哲人看来，真理总是战斗性的；而非这样一种情形：真理就其自身而言是有效的，随后便被采纳并被坚定的信徒所传播。对巴迪欧而言，真理只因其自身的战斗性而存在。这位哲人拒绝了流行于当今“后现代”潮流中的相对主义。根据后者，像“真理”或“普遍性”等概念往好里说是虚妄的，往坏里说简直就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同谋。在巴迪欧看来，它们与此不同。尽管如此，在《世界的逻辑》中得以进一步发展的普遍主义则将关键作用归之于主体性。后者非但不是普遍性得以发生的束缚，反而是其可能性的前提。

在巴迪欧看来，“政党形式”已被废除。在二十世纪，革命政治采取了政党的形式，旨在与国家在其基础之上展开战斗，夺取国家的控制权，并将其消灭。这一战略图式最终指向了二十世纪的中心，巴迪欧称之为“战争的范式”。这位哲人声称：“二十世纪兑现了十九世纪的许诺。19世纪构想的东西，在20世纪得到了实现。”【注4】问题在于，此时此地对先前梦想的实现所导致的却是残酷的现实。在革命党将其自身“常规化”并成为“党—国”（party-states）之前，他们犯下了前所未有的暴行。今天，关键的问题在于：没有政党的革命政治是否可能？巴迪欧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不为革命自发性地放任发展而辩护。无党派政治并不代表没有组织的政治，而是指这种政治与国家没有任何关联。巴迪欧因此拒绝参加选举，而且已经放弃了盛行于革命左翼中的列宁主义范式，其主要特征是通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

巴迪欧认为，在社会转型的新主体中，勤劳的无证之人（travailleurs sans-papiers）将在未来发挥重要作用——不仅是发达国家中的非法移民，而且还有诸如非法移居到城市的中国农民。非法移民在自己身上看到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全部矛盾，而且——对巴迪欧而言——在那种意义上是不可调和的。富国为了降低劳动成本和规训劳动力不得不暗中雇佣他们。与此同时，它们不断地强化边界控制，并安排包机将其遣返，这一点对移民潮的规模和方向影响甚微。支持非法移民的斗争因此实际上加剧了矛盾，而这是资本主义内在固有的，从而加剧了其不稳定性。

注释：

【注1】Alain Badiou, Saint Paul:The Foundation of Universalism, trans.Ray Brassier,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11.

【注2】Alain Badiou, The Century, trans.Alberto Toscano, Cambridge: Polity, 2007, p.92.

【注3】Alain Badiou, Metapolitics, trans.Jason Baker,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5, p.23.

【注4】Alain Badiou, The Century, trans.Alberto Toscano, Cambridge: Polity, 2007, p.19.

原文出自｜《左半球：图绘当今的批判理论》（The Left Hemisphere: Mapping Critical Theory Today, Verso, 2013）

译文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3期

译者｜孙海洋

译者简介｜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转载自｜新大众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