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的五月风暴：在巴黎之外，在1968年之后｜克里斯汀•罗斯

我本人对五月运动的政治语言的研究延伸到了阿兰·施纳普（Alain Schnapp）和皮耶·维达-纳盖（Pierre Vidal-Naquet）1969年最早的也是无比珍贵的文献编篡范围之外。我搜集到文献记录片的胶片，小册子，各种运动团体的油印宣传册，发行时间很短的各类刊物，在运动白热化时期写下的各种说明——较之于所有阐释性评论，它们要有意思有价值得多，那些阐释性评论出自埃德加•莫林（Edgar Morin），克洛德•勒福（Claude Lefort）和米雪•德赛都（Michel de Certeau）还有其他一些作家之手，它们在运动之后已经被神圣化了。你只需要看看收于阿兰·施纳普和皮耶·维达-纳盖汇编的小册子和宣传册就可以清楚地了解五月运动的意识形态靶子了。有三个靶子：资本主义，美帝国主义和戴高乐主义。既然如此，我们又怎能——在运动发生20多年后——与那种把68年看作是平和的，同情性理解的和诗性的“青年反抗”以及生活风格改造的观点达成一致呢？

答案就在占统治地位的叙事配置当中，这种配置方式就是：通过官方的叙述而进行修改，大规模的化简并限定范围。这类叙事配置的最初形式是时间上的缩减，这种形式的改编制定出了一个缩了水的时间表，它告诉我们“五月风暴”就是按其字面而言的1968年5月中所发生的事情。更明确地讲，“五月风暴”开始于5月3日，既有秩序的员警部队当日奉命进驻索邦，开始拘捕学生，随后引发了持续几周的群众暴力示威活动，以至于扩大到拉丁区的各个大街之上。“五月风暴”终止于5月30日，当日戴高乐发表了讲话，声明他决不会从总统位置上退下来，并威胁说要使军队介入，宣布解散国民议会。这么一来，五月就是5月，甚至不包括6月，尽管6月当中全国各个地区，各行各业的群众近9百万人进行了罢工活动。这么一来，法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总罢工，连同五月反抗的史前史（它至少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早期的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时期）一道，都变成了隐而不彰的背景。这么一来，迫使五月-六月事件终结的国家暴力镇压也就不用提及了，当然也不用再提一直延续到1970年代早期的左派暴力活动了。实际上，十五年到二十年间的激进政治文化都被剔除到了视线之外，这种政治文化的轨迹呈现在规模虽小但意义重大的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反抗活动当中，呈现在反殖民革命风起云涌并在各处取得胜利时许多法国人对全球政治南北划分的“第三世界”分析方式的拥护当中。这种政治文化也体现在1960年代中期法国工厂内一再爆发的工人反抗当中，体现在反史达林主义的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观念的兴起当中，这些观点出现在195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中期勃然兴起的数不清的刊物上面。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构成了间接的法国政治语境：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的多数分支当中取得了胜利，以阿图塞主义的形式在大学当中取得了胜利，在毛派，托派和无政府主义战斗者的小团体中取得了胜利，也在二战以后指导哲学和人文科学工作的主流参照框架当中取得了胜利。而所有这些进展都在那种叙事配置之中退居为背景，剩下的只是“自发的”五月运动“不知从何处一下子爆发”。对阿尔及利亚事务和五月事件的工人运动史前史的排除，还有对五月事件之后左派发展的排除，是将五月当作由解放了的“自由表达”构成的愉快的一月加以“抢救”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将“五月”限定为5月的做法成效卓著。活动范围也在地理上被限定在巴黎，特别是拉丁区，时间上的缩短更利于这种地理上的缩减（同时也以地理缩减为基础）。同样，巴黎周边以及遍布全国的罢工工人都从影像上消失了；外省和其他地区工人，学生和农民之间成功的团结起来的实验也被抹除。根据一些资料来看，5月和6月期间，较之于巴黎人，外省的法国人看上去似乎更为暴力，更支持示威，而这一点在官方的叙述中是看不到的。在工厂里，在南特和卡昂以及巴黎之外的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事情现在彻底从视线中消失了，而那些事件实际上构成了一个整体，构成了一个事关平等的实践和观念丛——这里的平等，是决不能纳入运动的前积极分子今日全心拥护的当代自由主义/自由意志论范式之中的。这样一来——我们看一个生动的事例吧——拉尔扎克地区1970年代早期出现的反进步主义的农业运动就通过五月叙事配置而丧失了自身的重要性，这个运动本就是五月“死后之生”的一种形式，在“农事协会”（Conféderation Paysanne）的领导下抵抗麦当劳食品和转基因食品，是一场平等主义的农村激进运动。

伊莉莎白•萨瓦雷丝（Elisabeth Salvaresi）等人就曾表示，源于68年的抵抗将遍地开花，这些抵抗也将在法国的农村，在远离巴黎的地方，在远离巴黎新企业家，新哲学家和新记者以及他们冷冰冰地兜售新东西的市场的地方持续下去。当今围绕农业而出现的政治乱象似乎实现了萨尔瓦雷西等人的说法。实际上，萨瓦雷丝还说，68年在今天最为深刻的回响更多见于法国的外省而不是巴黎。如果这个说法成立——当然这已经超出了本研究的范围，本研究所必需的是调查而不是推测——，那么就会为68年打开一种新的视界，从而使塞尔日•朱利（Serge July）或丹埃尔•科恩-邦迪（Daniel Cohn-Bandit）这类传奇人物退居次要地位，而可能让另一些人物在五月或之后所扮演的理论和政治角色更加清晰可辨。比如，从全球粮食政治这个当今焦点来看，彬纳•蓝伯（Bernard Lambert）——这位毛主义者和68年天主教背景的农业运动的被遗忘的斗士，1970年还就农业商业对现代化了的农民进行的剥削进行过前瞻性研究，是“工人，农民和战斗”的作者——就会呈现新的意义。

为了掩盖把五月运动封闭在拉丁区这一自恋式的和创伤性的化约方式，官方叙事还对某种国际主义的叙事版本做出了慷慨的姿态。然而，在这么做的同时，却牺牲了国际主义的一个维度，可以说这个维度在法国反抗运动之中起著最重要的作用，并使得这些反抗活动和发生在德国，日本，美国，义大利和其他地方的抗议声浪联成一体——这个维度就是对美帝国主义的批判和对美国越战的抗议。显而易见，越南在法国五月风暴的主流表述之中丧失其重要性（竟或彻底消失，比如，1980年代的一个电视纪念节目就大谈性革命的主题，而只字未提越南），作为对这种抹除的补偿，官方叙事还建构起了一种新的“国际主义”维度：尚未定型而早熟的青年反抗，或青年追求个人自治的反抗这一所谓全球化“一代人”的广阔维度，也就是塞尔日•朱利所说的“伟大的自由主义-自由意志论的文化革命”的维度。20周年的时候，五月风暴已经被化简成了被权威化了的发言人所宣称的一场争取个人和精神自治的运动，此时，这些前学生领袖谋划著让整整“一代人”变成全球范围内一只整齐划一的大军，对这只队伍来说，1980年代的口令“自由”确定无疑地（也是以时间倒错的方式）取代了我要在本书中论述的1960年代对“平等”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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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图片查看70年代初开始的拉尔扎克地区的农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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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方叙事之中，对五月发生的事件所做的时间和地理上的化简现在又给出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也就是说，叙事强化了学生和大学世界在构造“五月风暴”的特性方面被赋予的巨大的代表性特权。也许我们不该为此感到吃惊。街垒，对索邦大学和奥德翁剧院的占领，最重要的还有充满诗意的涂鸦——这些景像已成惯例一再复现，由那三四个上了年纪的前学生领袖所代表的这些影像在五月风暴之后每隔十年就会在68年电视纪念节目上出现。

然而，法国中间阶级青年在1960年代就通过与两个身份之间建立起理论斗争协作关系和认同的方式而全面的政治化了，这一点现在却在官方叙事之中是个明显的空白。这两个身份就是工人和反殖民斗士的身份。这两种身份，在作为本项研究的组织线索的政治现代性之中，也在从五月风暴那个时代直到今天的这个长时段之中，都是被赋予了特权的“他者”——我所说的五月风暴的时代，就我在本书中所采取的分期方式而言，从1950年代中期一直延续到1970年代中期。我说“身份”，是指那些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行动者，理论家和呐喊者；他们的身份形象乃是政治欲望的客体，是政治想像，理论表述和幻想的客体；他们是脆弱而短暂的具有历史特殊性的那场对话的参与者和对话者。法国第三世界主义最开始无非是一种认识意义上的“主义”，它最早出现于1950年代晚期。第三世界主义认为，殖民地人民通过他们争取自由的斗争已经脱颖而出，获得了政治意义上的新的人民形象（“全世界受苦人”），他们的出现也使得欧洲工人阶级的抗议行动黯然失色，尽管欧洲工人阶级的抗议以使罪恶普遍化并对之大加挞伐的方式曾在西方世界动员起来了学生以及其他群体。第三世界主义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之后继续得到发展，由于美国越南战争而在60年代中期加速发展。在许多法国左翼人士看来，正是毛主义提供了某种过渡形式和依据，使他们得以将斗争重心从殖民地农民斗争转移为国内的工人斗争，他们进而和都灵汽车厂的罢工工人一样承认，“越南就在我们的工厂里”。因此，法国工人就成为了68年五月运动当中最合适的中心形象。但毛主义也不是唯一起作用的力量。法国1960年代自始至终，反资本主义和国际主义都在自发地集合起来；反资本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话语错综复杂地相互交织在一起。毕竟它是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的某个星期三的夜间，竟能有三千名托洛茨基主义者回应“Tous debout, camarades, pure la Bolivie socialiste！”（起来同志们，保卫社会主义的玻利维亚）的口号前往巴黎Mutualité大厦参加集会。

五月风暴的关键理念就是使知识界的抗议和工人的斗争结合起来。换句话说，在五月风暴当中出现的政治主体性乃是一种关系性的主体性，它围绕保卫平等的战斗，围绕身份同一性，渴望，机遇和错失了的良机，相遇，欺骗和失望等等所有这些日常经验而确立起来。对平等的体验——正如在运动过程中很多人亲身经历过的那样——并不是一个目标或一项未来规划，而是发生在现在，必须作即刻体验的某种经验，它也对事后的表述构成了巨大挑战。运动过程中行动形式的发明创造则彻底使表述或代表成为不可能，打破了领袖和追随者之间的区分和实践的差别，这里的实践把所有个体的关怀而非某些专业行家的关怀表述为政治的最高利益。所有这些经验都造成了威胁，动摇了我们用以描述日常生活的贫乏词语库存，让我们能用得上的数量有限的所有表述方式都不再可靠了。20年后这个问题在1980年代的意识形态氛围之中更加尖锐了，在批判平均主义的幌子之下，反对平等的普遍敌意在整个80年代的意识形态氛围之中扩散开来。这类批判说平等就等于一刀切的平均化，就等于对自由的限制和异化，就等于对自由市场机制的破坏。当知识界的抗争和工人的斗争之联合的思想消散之后，当这个思想被遗忘之后，68年所能做的也就只是预告一种“具有解放作用”的反文化的出现，提出有关欲望和自由意志的某种形而上学，展演一个由“欲望机器”开动的世界并且展示植根于不可化约的个人经验之中的“自治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