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与“自由”的几种可能

作者：黎国威（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学部博士生，研究恶搞、高登、本土政治。）

编按：

述说香港的可贵之处，常常不离“核心价值”的讨论，“自由”往往被认为是其中至高的精神。然而，除了以模糊莫辨的“普世价值”来定义以外，要如何理解“自由”的可能性？将“自由”重新放置回香港此地的具体情境，又有何种省思？

01哲学的学术随笔系列，邀请不同学科的作者记录他们参与学术会议的有趣见闻，分享有价值的研究题目。今天，黎国威博士与我们分享的是9月30日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香港与自由”工作坊。作者梳理了工作坊讨论自由主义的几个面向，性别、难民、宗教、互联网等角度均在此列。此外，关于本次工作坊的另一侧记，可参见邓健苓博士的《谁的自由？谁的想像？－－记“香港与自由工作坊”》一篇，作者对罗永生的殖民论述、以及周保松的自由主义观点提出了一种不同立足点的批判。

如果在Google键入“香港”和“自由”两个检索词，头几页的检索结果，几乎都是跟在“香港”“自由行”相关的旅游资讯。这不能排除搜寻结果有广告商在中介，但亦不能轻忽大数据所归纳，很多人在意的是“移动”或“经济”的自由，而不是关心社会者所理解的“政治”自由，由此更显得打开“自由”多元想像的逼切。由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和文化研究中心举办，以“香港与自由”为主题的工作坊，可谓是连结各界学者摃起此任务的初步尝试。整天工作坊涉及的内容相当丰富，下文试着以有别于大会的议程，展示讨论涉及的几个侧面。

关于自由的形式

工作坊以周保松教授打头阵。熟悉周生的人都知道，专研政治哲学的他，必定是以规范性哲学为思考工具展开讨论。归根结柢，他在工作坊内无论是台上演讲还是台下提问，其基源问题意识都是“自由的道德基础是什么？”他认为，通过回答这道问题，才可以回应当下香港社会，主要以经济自由去理解自由的新自由主义式观点。这种回应方式的重要前设是，“个人自主”（personal autonomy）是活好人生的根本条件，各种实现个人自主的实践，需要主体能够免于各种不合理限制去行动的自由为保证。至于行动的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宗教、社会、文化生活动领域。换句话说，自由是一种实现个人自主的形式。

然而，这种规范性哲学式推论，必须同时结合历史的观察，才能构思它是否接合社会的肌理。罗永生教授的进路，毋宁是以回溯自由主义理论的历史，道明自由主义与殖民主义之间的双生关系。一方面，自由主义以其追寻主体解放的要旨，可以成为批判殖民主义的有效理论；但另一方面，由于香港的自由传统是英治下的自由港政策所需，而非社会的内在追求，它本身是殖民现代性的一部份，故而自由主义往往伴随著殖民主义。承接第二点，长久以来移居者选择香港为落脚地，乃因他们为此地的经济自由、法治体制吸引，重视的是在生活经验中“享用”“自由”。因是之故，自由于他们而言，是一种类近商品投资的形式。

关于历史的重省

跟《唔该，埋单》的论述相似，吕大乐教授从自身经历出发写下他的社会笔记，讨论一种重视个人选择、强调没有绝对正确之观念的“港式政治态度”。他指出，其成长年代的香港社会，尽管没有如当下香港般以“撕裂”形容社会状况，但国共两大阵营在殖民政府的默许下，实际上建立了两个半独立的社会系统，跟由殖民政府建立的主流社会制度保持一定距离。换句话说，两种意识形态并存甚至构成社会系统，并非社会开放自由的表征，而是现实中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及其意识形态处于完全支配的优势。这种政治派别林立、“山头”各有其牢固思想的状况，他认为跟当下的香港社会相似：各“山头”不过是自说自话，彼此没有沟通交流，远远谈不上政治自由。

以过去类比现在社会状况的论述套路，彭丽君教授关于香港近年社会运动的独特分析，恰好作了一定的回应。她回顾香港社会的社群主义传统，提出香港于英治时代已有相当强的社群主义传统，比如刘兆佳分析的家庭功利主义，她认为实际上是香港人以家庭作为社群的具体实践。至董建华时代，特区政府有意识地经营香港人社群，每当遇上社会危机时，往往诉诸社群或香港精神以应对，譬如梁锦松于宣读财政预算案时重提〈狮子山下〉这首歌，使之重新成为风尚。然而，自保卫天星、皇后码头以降，直至利东街重建、反新界东北发展的社会运动，从关注保育议题转向土地规划，莫不重视社群营造，期盼能聚集抗争者的力量。至雨伞运动，“村民”这种集体身份更是占领期间不能回避的政治议题。彭教授的分析，无疑是从近年社会运动发展历史的角度，表明香港社会的“社群”已产生质变，跟过去大相迳庭。

关于生活的经验

有别于其他论者往往以“香港人”为主体的讨论，陈玉华教授专研越南船民的移民经验，却是以前赴他方的“难民”为研究对象。她分享了三个“难民”的故事，并分别以“船民”、“移民”、“旅客”命名他们不同的移居经验。化名阿颖的“船民”，于80年代尾因当地政治动荡逃港，与港汉结婚后又离婚，近年以工作签证赴东欧，望再结婚以寻自由与理想生活。化名林太是台湾的“移民”，她认为“香港已经没有前途”，而台湾纵使同样面对统独问题，但形势没香港逼切，而且还有民主可言。至于化名陈牧师的“旅客”，于越战时成为北越战俘，获释后到外国修读神学并成为牧师。这番卷入政治斗争的经验，使他感觉政治使很多人失去自由。总结几个案例，陈教授称唯有生活的欲望得到满足，人们才会“感觉”到自由。

同样地，叶菁华教授的演讲带出人们在讨论自由时较少留意的宗教生活面向。他指出，香港信奉基督宗教的人口，实际上应该比香港政府依据教会提供资料的公开数字为多，估计占香港人口约两成。基督宗教的社会参与程度，却明显超越其人口比例，例如超过一半中小学由基督宗教团体营办、约四分之一社会服务机构由基督宗教团体营办。宗教生活之于香港人的生活，实际上占据相当重要的份量。因是之故，他提出特区政府有不少动作，使人怀疑香港打算跟中国大陆看齐，收紧宗教自由，例如林郑月娥参与行政长官时，曾倡议在民政事务局下设立“宗教事务小组”。同时，某些教堂重建需要与地产商合作，亦令人忧虑资本主义逻辑会渗入教会。最后，他指出，基督宗教有抗拒他律形态的基因，但亦可以成为削弱自由的共谋。

关于个体的表达

长期关注性小众议题的邓芝珊博士，以一段台湾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影片引入发言。影片为台湾女篮代表队获得铜牌后，随着音乐节拍舞动身体。这番举动还感染了另外两队得奖队伍，加入和她们一齐共舞。由此，邓博士展开提问：“肢体不受任何压抑，自在地表演的条件是什么？”、“在国际舞台／社交媒体上，享受跳舞或移动身体的权利的条件又是什么？”回到香港的脉络，她指出，香港现正申办2022年的同乐运动会。这项国际性的LGBT体育运动，供不同性倾向人士平等参与。由于它能够带来相当的经济收益，使得它能够进入政府视野，愿意提供平台协助宣传。因是之故，这种能够自在地表达自身性别认同、以及舞动身体的自由，实在矛盾处处。一方面，自由能够实现有赖资本逻辑的作用；另一方面，它表示了一种自身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意味著主动地争取自由。

朱顺慈教授一直从事年轻人媒体使用习惯的研究。从2012年开始，她展开10组焦点访谈研究，合共有50名15至18岁的中学生。她整理了这5年来的访谈资料，思考年轻人媒体使用习惯与自由的关系。访谈结果显示，年轻人于社交媒体往往不“赞好”、不“留言”、不“分享”。要分享的话，往往只分享一些无伤大雅的资讯，例如星座、健康、旅游、玩乐等。但这不代表他们不关心社会热话，他们通常会看人们的留言，从而了解其他人有什么看法，事件的争论点是什么。她指出，年轻人如此操作社交媒体，是因为他们对于网络公审有相当强烈的意识，不想被其他人责难，所以不留下容易被人发现的社交痕迹。于这种环境下，实际上年轻人在社交媒体内不见得有充份的表达自由。

关于自由……

以上简单整理工作坊讲者演讲时涉及的几个侧面，远远不能概括期间涉及的讨论与辩论。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讲者和台下发言者或多或少提及，香港社会的资本主义性格，是促成香港获得“自由”，或香港人能够享用“自由”的重要条件。香港人面对的问题是，如果从量化的角度，去看很多人的生活并不需要那么多的自由去支撑，譬如他们可能觉得，拥有享用美食的自由，就已经足够了。这使自由被侵蚀，不再是能够动员人们反抗权力压迫的议题。要如何将自由重新扣连至社会改造的实践，这或许需要更多关于自由的知识生产，以及一些更具规范与普遍意义的思考。

附：“香港与自由”工作坊简介

在众多香港被公认的核心价值中，归根究底，很多香港人心底里最珍视的可能还是自由。但自由非常难以被定义，自由永远是相对的，也永远受很多条件限制；自由有消极和积极之分，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也常有矛盾。尤其是在香港，在其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游戏规则下，香港人所享有的自由充满异化。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在如此拥挤的环境和剧烈的竞争下，香港人对自由依然有很强的坚持和执著。另外，近年来的香港，一方面文化和政治话语似乎越来越单一，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发觉社会越发能够接受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本工作坊的目的，就是要重新把自由这个看似理所当然的普世价值，放回香港的脉络，探讨它在转变中的社会，如何体验经济与政治的角力，以及如何构造其文化身份和公民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