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里·安德森：当今的新自由主义、乌托邦主义和民粹主义（上）

作者：丁雄飞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1938年出生，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政论家。1962至1982、2000至2003年任《新左评论》主编。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和社会学教授，《新左评论》编委会成员。

在这则访谈中，安德森教授探讨历史与当下的新自由主义、乌托邦主义、民粹主义。文章原载澎湃“上海书评”，原标题为《佩里·安德森访谈II： 终结、未来、行动者》。本文获作者授权，因篇幅较长，分上下两次连载。

您认为二十世纪是美国的世纪，还是如阿兰·巴迪欧和汪晖以不同的方式论述的那样，是革命的世纪？鉴于2008年爆发了金融危机，我们可以说新自由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终结了吗？

安德森：我认为把整个二十世纪描绘成一个革命的世纪，或是一个美国霸权的世纪都是错误的。事实是，伟大的革命发生在这个世纪的上半叶（1917-1949），而美国霸权仅仅在1950年左右之后才成为全球霸权。所以你面对的是两个不同的阶段。我对把这一百年均质化为“革命”或“美国”的企图都抱以批评的态度。在西方——事实上很可能在今天的任何地方——关于二十世纪影响最大的历史书写，是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极端的年代》（Age of Extremes）。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以欧洲和俄国为中心，也部分涉及了第三世界。他对这些地方了若指掌，掌握了第一手的材料。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但我也因为它美国写得少，日本写得更少，也没怎么写中国而批评过它。他对美国在这个世界上扮演的角色，以及中国对这个世界造成的影响的低估程度，令人吃惊。对于这二者，我们都要铭记在心，而不可厚此薄彼，让任一方遮住另一方的光彩。

然后你问我，我们可不可以说新自由主义在2008年前后终结了？这实际上是另一个我与霍布斯鲍姆产生分歧的问题。在1998年，霍布斯鲍姆就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他错了——过于乐观了。新自由主义在那个时候根本没有结束。而同样的表态在今天则显得有道理得多。但我仍会对预测新自由主义的未来抱以十分谨慎的态度。照今天的情况来看，也就是距离2008年的崩盘近十年之后，我想关于新自由主义的状况至多可以说四点：这四点还算轮廓分明。

首先，在智识层面，作为一种主流经济学家鼓吹的强硬的、体系化的正统理论，新自由主义目前无疑阵脚大乱了（disarray）。你能从以下事实中感觉出这点：那么多在十年前无条件地把新自由主义作为真理来宣传的经济学家，今天再也不这么做了。他们频繁地说著一些自己十年前完全无法接受的话，却不承认是自己的想法变了，当然更不会提及自己从前说过的话。一个经典的例子是劳伦斯·萨默斯：他先后担任了克林顿和奥巴马的首席经济顾问，是美国银行系统进一步放松管制的主要责任人——正是银行系统大肆宣扬金融投机，导致了2008年的崩盘——可以说，萨默斯是最自以为是、最武断自信，而且很可能是过去三十年里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但今天，你听到萨默斯突然面不改色、恬不知耻地宣布：全世界都进入了经济增长无限期放缓的阶段，一切都将变得十分艰难。他无法解释为什么，只是说，如果你看一看这些数字，你就会知道将要出现这样的状况。于是他开始敦促美国实施财政刺激，加大公共开支：这些经济救济措施正是他和他的同道在过去最鄙视、最排斥的东西。所以，在观念的层面，很明显，新自由主义乱了阵脚。

如果你把目光放在实践层面，你看到的是某种孤注一掷的权宜之计——决策者和央行行长们苦苦挣扎，力图化解仍在继续的危机所造成的各种后果。这些应急手段有相当一部分以人们可以想像的最明目张胆、最激进的方式，与正统新自由主义理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直至2008年开出的政策药方相抵触。无疑，这里尤其教人印象深刻的是所谓量化宽松（QE）——其实就是通过印钱使经济继续苟延残喘（afloat）的委婉说法。这种做法在昨天还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今天却突然变得颇能让人接受了：美国人最先这么干了，接著日本人步了后尘，最后欧洲人照样故技重施。所以，一方面是专业人士自乱阵脚，一方面是决策者孤注一掷地采用非正统的应付之策。然而，与此同时，量化宽松非但没有逆转，反而实际上加深了那些最开始导致危机的进程。所有造出来的钱——马克思称之为虚拟资本的东西——都进入了房地产市场和股市。这些钱被用来催涨资产价格，提振商业信心，既没有导致任何生产性投资的增长，也没有落入普通市民的手里，以任何显著的方式增长国内需求。量化宽松所做的，只是支撑、擡高富人的收入。所以，它决不是同我们过去已有的一切的决裂，而只是过去的延续。在此期间，没有对收入重新分配，没有累进税制改革。简言之，有钱人会变得更有钱。

第三，新自由主义最具决定性意义的、独一无二的标志是什么？可以用柴契尔发明的一个词来总结：私有化——巧取豪夺（stripping）公有经济的资产，以十分低廉的价格，拱手让给私有资本。那么如今，私有化的脚步是停止了还是放缓了呢？恰恰相反，纵观整个世界，私有化一刻都没有消停过：在印度，新一波的私有化刚刚启动。巴西也是同样的图景（scene）：公共部门太过庞大了，我们必须变卖抛售。再看墨西哥——政府的首要议程是什么：我们必须私有化。只要这一全球进程继续无情地浩荡向前，宣布新自由主义已死可能还为时尚早。

最后，还有一个让我们不能说新自由主义已经终结的原因：我们依然缺乏任何清晰的替代它的东西。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古典自由主义的正统理论盛行，它提倡用保留金本位制和通货紧缩来克服危机。几乎所有的官方经济学家都是这一类型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但当危机发生，立刻就有像凯恩斯这样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思想家说：不，通缩不是办法，我们需要的是财政赤字、公共开支。此外，瑞典的经济学家同样拒绝正统理论，呼吁建立受管制的劳动力市场。更有像沙赫特这样的德国银行家，准备彻底同正统理论决裂，通过为工务计划（public works programmes）——首先是重整军备——筹措资金，恢复充分就业。而今天，你找不到任何类似的替代性学说在官方层面流传。这是另一个让人怀疑新自由主义是否真的终结了的原因。

经常有人把您1992年的文章《历史的诸种终结》，以及您2000年为《新左评论》重计刊号撰写的社论《新生》（Renewals）视为悲观主义之作。其实，您流露出的毋宁是一种毫不妥协的现实主义姿态，何况您至少在2004年的时候写过一篇《时间之河》（The River of Time）,充满温情地回顾了乌托邦主义（该文论及的弗雷德里克·杰姆逊2016年出版了题为“一个美国乌托邦”的长文，其中展现的理论能力和想像力令人震惊）。这些文本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统统指向了一个问题：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未来。在今天，您会怎样描述这个未来？

安德森：这么说吧，我不会自称现实主义者（realist），因为这是在自吹自擂。成为现实主义者是我的目标，但这不是一回事儿：不能假定我已经做到了。至于你的问题，我想起杰姆逊曾经写过一句话（虽然他并没有直接这样宣称，但把这句话归在他名下是正当的）：如今，构想这个世界的终结，比构想资本主义的终结更容易。他这么写的时候是2003年，这话当时听起来千真万确。那问题是，今天，它还是真的吗？无疑，同十五或二十年前相比，对资本主义的半（semi-）主流批评要多得多。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是汤玛斯·皮克迪那本关于资本的大书的走红。那本书里充满了各种有趣的资料，但人们对它的赞誉确实过分了。皮克迪根本不反对资本主义，他是个温和的社会民主派，而且在我看来，还是不太实际的（realistic）那种。但他的书大获成功，表明政治空气正在起变化。更加意味深长的是，现在还出现了这样一批被广泛讨论的书，它们非但认为资本主义终有死期，而且会以某种十或十五年前想不到的方式死去。我想举三个最近的例子。有本书叫《后资本主义》（Postcapitalism），作者保罗·梅森（Paul Mason）是个英国记者：他是半个经济学家，半个活动家，还是现任英国工党领袖的顾问。《后资本主义》是本非常有意思的书，虽然并非全然条理分明，却试图兼顾历史与乌托邦。另一片可以让我们知秋的落叶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格奥吉·杰尔卢吉扬（Georgi Derluguian）和迈克尔·曼合写的书。它有个令人吃惊的标题，就叫《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Does Capitalism Have a Future?）。接下来的例子是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冈·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的新书。施特雷克是当今欧洲最杰出的、正在运转中的批判性大脑，他的书有个类似的实事求是的名字——仿佛关于这件事已经没有疑问了——《资本主义会如何终结？》（How Will Capitalism End?）

这些书都在问：资本主义还能维持多久。一下子出现这么多这样的书，背后是什么在起作用呢？是三四种不同的关于资本主义未来的预测。有人说，资本主义正在证明，自己作为一种生产方式，与任何意义上的全球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都格格不入。言下之意是，如果中国和印度发展出了像美国那样密集的汽车文化，如果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汽车拥有量和美国一样，这个星球就会变得不适宜人类居住了。这是生态末日一路的论点。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颇为不同的恐惧，即担心机器人和人工智慧的快速发展会威胁中产阶级的存在。要知道，资本主义的政治稳定正有赖于中产阶级。福山的心头就萦绕著这样一种前景，但并非只有他一个人这么想。兰德尔·柯林斯这样一流的历史社会学家，也从一个不那么为资本主义著想的角度，预料到了同样的结局：中产阶级会逐渐丧失他们在服务业的稳定工作，这对于整个系统是致命一击。再然后，保罗·梅森提出了一个论点，认为资本主义内部长出的一种经济类型将资本主义置于根本的威胁之下。这种经济基于信息，而非生产：由于缺乏一种价格机制来调节如此之多的资讯，它们便成了某种近乎免费的商品，从而使得对盈利能力和资本积累的一般计算变得不再可能。

最后，还有施特雷克的判断：资本主义对不断膨胀的债务流沙的依赖，注定会导致这个体系最终分崩解体。在施特雷克看来，资本主义差不多会像曾经的封建主义那样逐渐凋零，这是一个相当漫长和渐进的过程，人们几乎察觉不到。就像社会一度不断成长，最终抛弃了封建主义，诞下了资本主义——在任何人充分注意到资本主义，或能真正为它命名之前——社会最终也会把资本主义抛在身后，甚至不一定非要有任何非常强烈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兴起。总之，今天有一个新的话语环境，那些十或十五年前不存在，或不被认真对待的观念，进入了公共领域（domain）， 甚至在主流媒体中有了一席之地。这是个新情况。人们开始好奇资本主义的结局（end）了。

当然，这并不等于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替代性社会的形象了，我们尚不知道这个社会将是什么样子。在这一点上，人们可以瞄准的是各种乌托邦思潮——一个弗雷德里克·杰姆逊一直在维护的乌托邦思想传统。甚至，他认为所有的意识形态必然有其乌托邦的一面。我不赞成这个观念。但我坚决赞成他对如是在西方被广为接受的观点的拒绝：乌托邦总会构造出一个极权主义的噩梦。实际上，乌托邦思想代表了一个充满活力与创造力的智识传统，人们应当重视，而非诋毁它。并且它也不光是一个左翼遗产。在中国，你可以发现一些才智颇高的思想家，尽管不是社会主义者，却同样赞成这一视野。拥有独到见解、精神昂扬的半自由主义思想家秦晖就是一个例子。他坚持认为乌托邦想像是一个重要的资源，应该被珍视，而非被摒弃。

关于资本主义的未来，我还有个一般的观点。有两句话我经常引用，它们的意义彼此关联。一句是查理斯·奥尔森（Charles Olson）的伟大诗篇《翠鸟》（The Kingfishers）著名的第一行：“不变的，是求变的意志。”（What does not change is the will to change）这句话使用了悖论修辞，在英文里十分有力。另一句是尚·布希亚在2001年写下的名言。他说，普天之下，关于任何确定秩序的观念，都让人无法忍受（the idea of any definitive order is universally unendurable）。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乐意接受这样的事情：结构性的东西将永远不会改变。实际上，布希亚的句子并非总是符合时宜的（not timeless）。我相信它对今天适用，对过去则不然。因为显然，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人认为，理想的社会秩序是永远不会变化的社会秩序。稳定是极其关键的价值。所以人们并不总认为那是无法忍受的。但如今，它已经变得不可忍受了。

本文原标题为《佩里·安德森访谈II： 终结、未来、行动者》，原载澎湃“上海书评”，获作者授权转载。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23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