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和皮尔士：一个傲慢与偏见的逻辑故事

罗素提到的那本皮尔士文集初版于1923年，距离皮尔士逝世已经9年了。但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逻辑领域的焦点已经转向了其他方面。由于接受维根斯坦于1921年出版的《逻辑哲学论》，受此影响，罗素立即在逻辑领域发起了一个新运动，促使人们重新走向没有解释的逻辑形式语言。

作者：刘新文

作为20世纪的哲学伟人之一，和德国的费雷格、意大利的康托尔等人在逻辑万神殿中居于统治地位，其声誉可谓妇孺皆知，而美国逻辑学家、哲学家和数学家皮尔士（Charles Peirce）的名声则似乎还和他的大部分手稿一样，至今仍躺在图书馆。

1946年，詹姆斯·费铂尔曼出版《作为一个系统的皮尔士哲学：引论》，74岁的罗素为该书写了“前言”，公开说：“对于皮尔士在欧洲所遭受到的过度忽视，我羞于启齿地承认——就是一个例子。我是1896年在哈佛与威廉·詹姆士这个杰出人物一起时听说过他的。但是直到1900年，我才读到他，那时候我致力于把符号逻辑扩展到关系，学习了施罗德的《逻辑代数》，而皮尔士也处理过这个主题。”

罗素提到的那本皮尔士文集初版于1923年，距离皮尔士逝世已经9年了。但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逻辑领域的焦点已经转向了其他方面。由于接受维根斯坦于1921年出版的《逻辑哲学论》，受此影响，罗素立即在逻辑领域发起了一个新运动，促使人们重新走向没有解释的逻辑形式语言。逻辑领域的这一新运动在重新界定符号逻辑到底是什么的时候，逐渐背弃了代数传统。罗素做出如此彻底改变的不同寻常的原因之一，乃是皮尔士的一个轻率书评。

罗素很快就读到了《国家》上的评论。 1903年11月26日，席勒写给维尔比，信中对皮尔士的这篇书评向维尔比表示祝贺，并说“B.罗素非常恼火”。一个更大的后果不仅在于皮尔士本人的逻辑作品遭到压制，而且从大的方面来说也导致了代数传统和维尔比的符号学遭到压制。 1904年12月27日，罗素在写给维尔比的信中说，由于皮尔士的“逗引性”行为而收回他的“极大尊敬”。此前的1904年10月12日，皮尔士在写给维尔比的信中，直截了当地认为罗素的那本书“过于肤浅，让我感到厌恶，它对我的'关系加'做了一些愚蠢的评论，简直都是胡说。”1908年10月20日，在写给菲利普·约当的信中，罗素直言不讳地说，他不再想“参与”到那些支持维尔比工作的哲学家当中，因为在他看来这些工作“非常错误”。

皮尔士、席勒、克丽丝汀·莱德-富兰克林、菲利普·约当和诺伯特·维纳全都公开抗议罗素把符号逻辑改造为形式逻辑。皮尔士的学生莱德-富兰克林在皮尔士逝世后仍然坚持和罗素争论了很多年。她在1917年的《美国哲学学会备忘录》中写道：罗素对于哲学家型的数学家和逻辑学家来说是一个“不稳定的向导”；他的符号体系是“笨拙的”。

正如前面所说，罗素最后也缓和了，但是为时太晚：战场上已经发起了另外的运动。

现代逻辑诞生之时这个充满傲慢与偏见的故事，背后总有著深层的原因，我们找到了下面这段话：“我们可以简短但相当精确地把过去60年中符号逻辑理论的双线发展概括如下：符号逻辑的‘理性演算’方面由布尔、德摩根、耶芳斯、文恩、皮尔士、施罗德、莱德-富兰克林夫人以及其他人所共同发展，而‘普遍语言系统’方面则由费雷格、皮亚诺和罗素等人所共同发展。”这是1914年英文版《逻辑代数》的前言中菲利普·约当的话，它概括了现代逻辑诞生时期的两条路线，也预示了53年后出版的《从费雷格到哥德尔》一书的同样一种“傲慢与偏见”.

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哲学园》，原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