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布朗肖专题】黑夜教黑夜以沉默——布朗肖《亚米拿达》

布朗肖的《亚米拿达》在某种意义上是对阿多诺的名言“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此句的回应。这本书展示了奥斯维辛这一灾难性事件之后，一种可能的伦理学的认识论模式，一种反光学的、朝向黑夜之多重维度的生存寓言。

01哲学按：

布朗肖诞辰110周年，也适逢他13册简体译作出版完结。这位渴望自我消隐的批评家和哲学家、自言“一生完全奉献于文学以及属于文学的沉默”的小说家，如是在中文世界瞩目又悄然地亮了相。01哲学以此为契机，推出布朗肖专题，藉报导访谈、书摘、书评等系列文章，聚焦此一20世纪法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中无法回避的巨大存在。今日推出布朗肖作品《亚米拿达》的书评一篇。这本书展示了奥斯维辛这一灾难性事件之后，一种可能的伦理学的认识论模式。

白昼颂白昼以赞歌，黑夜教黑夜以沉默。——《亚米拿达》

一个介于域外之夜和域内之夜的恒定不在场证明让他们得以终其一生都拥有日光之幻影。 ——《黑暗托马》

布朗肖的作品《亚米拿达》，一如其标志性的叙事（rècit）文体，被可能性的巨大蕴藏填满、充斥并浸淫。布朗肖是无法被化约、还原的作者，正如其反现实主义的文学观念一样，一切在语言功能层面上试图对客观事态的还原、对人或物的再现，在布朗肖看来都是侵蚀文学写作与阅读之特殊经验的低劣手法。世界太初之时，万物共生且混沌，自人类发出声音借用上帝的名义为事物命名起，诞生了用语言肢解世界的“分类命名集”式的认知方式，被言说的词语成了不在场之物的替代，而布朗肖试图探询的是，另一种非暴力的语言和另一种非表征式的文学体式所能开启的世界经验。

在《亚米拿达》中，布朗肖虚构的主人公托马，在其早期的作品《黑暗托马》里便已登场。《黑暗托马》始于托马在雾气掩蔽之下海边的散步与沈思，和安娜相爱又经历了她的死亡之后，终于其在春日黑夜降临后走入海水感受到的欲望与温柔。托马所追求的生活极其密切地和黑夜有关，和夜的虚无有关，和不可见不可把握的无限有关。一切都不能被划归于是非，而是逃离了确切可见之真实的、飘忽不定的虚无，托马的目光望向的是黑夜中的喃喃之声，是“存在一般”的窸窣，也是沈睡在所有不可表象者最深处的“有”（il y a）（注一）。

如卡缪对布朗肖的评论所说，“托马身上那种让安娜为之著迷的，是蕴藏在他里面的死亡……明白我们的爱来自于未知。……二书中〔指《黑暗托马》与《亚米拿达》〕主角似乎有所附会同时也传给了读者的那种疲倦感，其实正是一种艺术感。”（注二）

《亚米拿达》的内容

《亚米拿达》以托马在街上游荡时看到一个女人暧昧的手势为开场，由于手势的召唤（“它更可能象征友善而不是邀请”），托马进入了一座内部极其巨大的建筑物，在和守门人交谈后，得知只要有理由，就可以进入成为房客。每一间房屋内都悬挂著油画，为托马画像的画师对服饰的刻画格外精细，而他笔下的面容却只是模糊的线条，“仿佛被时间擦去了一般，丧失了所有意义。”（注三）与托马同处于一个房间之中的，还有一位疲惫、受了伤的年轻人多姆。二人和几位员工进行了交谈，其中一位名叫芭布的年轻姑娘给二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告诉托马有人要带给他一个消息。

之后托马在建筑内探索，与众人交谈，认识了叫杰罗姆的人，得知了建筑内一系列的状况，尤其是房客和员工之间的对立状态：员工有一套奇怪的工作制度，对房客时常漠不关心，所以房客们约定有一部分人自愿充当侍者来组成一个共同体。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身份逐渐混淆并失去自我。杰罗姆还告诉了托马一次“起义”，部分房客试图改造建筑内的生存现状，他们绘制地图、改造建筑，甚至向充满神秘和谜团的楼上进军，在遭受了悲惨的失败后，幸存者离开了建筑。托马还被杰罗姆强迫成为了审判两位员工的证人、行刑人。与两位员工同处一室时，他得知了二人和芭布之间暧昧不清的联系。随即再次见到芭布的托马追问甚至质问了她，试图弄清自身的处境和建筑之内的真实情况。芭布认为即便得以到达不可到达之处，也无法改变身份和等级的差异现状，希望托马放弃追问。尽管托马认识到楼上和楼下的环境不同造成了话语表意系统的模式不同，却依旧一心要去楼上找寻那个“邀请”他进入的女人。芭布离开后，托马突然晕厥，久病不愈。

托马苏醒后，被一位年轻姑娘露西当做侍者。极度疲惫的他认为露西便是那个楼上的女人。互相吐露心迹之后，露西要求托马签署一份二人相处模式的约定。托马只写下第一个字母，变得健康且健壮的多姆敲门进屋，似乎以托马的身份和露西交谈，并且认为托马取得的成功微不足道，关于生存，真正的出路在于地底下的世界。黑夜降临，托马最后的问题是“你们是谁？”

持续的问题与流动的身份

“你们是谁？”——这一追问以不同的形式贯穿整个文本（“您去哪里？”“怎么样的工作？”“为什么？”……）。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亚米拿达》本身就是一部关于提问—回答的汇编，托马对他人的疑问、追问和他人对托马的反问一直推进著整篇叙事，其所刺穿的核心地带正是传统认识论意义上的人与世界之关联形式。

人可以通过提问获得对于事物本来面目的了解吗？事物存在“本来”的真实面目吗？本书中所有的问题都没有得到圆满的回应，每个重要问题的答案都在似是而非之间游移不定，提问者所希求的和回答者所给予的之间总是方凿圆枘，不能严密相合。阅读过程中的晦涩感正是由此而生，答非所问的表象背后，隐含的恰恰是以此方式认知世界这一行为的有限性。进入建筑之后的托马所持有的疑问始终未曾得到明确的解答，一直到结尾的“你们是谁？”为止，都没有对自身的经历给出详尽而符合逻辑的阐释。这一事实也许恰好间接说明了在直面繁复而独特的生命经验时，逻辑的无能为力和归纳式认知的局限性。

布朗肖所要表现的，并非“他人即地狱”这一沙特式的主题，而恰恰是这一命题的反面。早期沙特从笛卡尔的“我思”出发，个体在了解世界时，是世界向“我”聚拢，“我”是认知结构的中心，完全自由且具有超越性，这就是沙特所谓的“主体我”。而当“我”变成了他人凝视的对象，“我在我的活动之中把别人的注视当做我自己的可能性”，也就是一种被目光的奴役，也是对“我”这个主体的自由性和超越性的剥夺，于是“主体我”成了“对象我”，由我的目光建立起来的“‘我’的世界”崩溃了，这就是所谓“他者即地狱”。沙特关注的是他人对“我”之自由与超越性的侵害。而在布朗肖这里，全书以托马的有限叙述视角铺展，与托马交谈的他者都是陌异于他的存在者。对于托马来说，“我”永远无法预知他者、揣摩他者，而只能顺从于他者的布置与安排，面对他者时的“我”没有任何特权。但与沙特不同且最重要的是，“我”始终是完全自由的。“完全是自由的”这句话在书中频繁地出现，不断强调建筑内“自我—他者”关系的自愿性。布朗肖并不认同“自我”作为主体具有特殊地位的观点。当有人关注托马进入建筑之前的个人经历时，“他发现那个地方早已迷失于茫茫过往之中”（页163）。主体的个人化特殊经历在建筑之内并不具有任何意义，一个人所秉持的身份是在与他人的遭遇中生成的，我的身份、我的自由是他者所赋予的，而非是他者侵害了自我的自由。

主人公托马在与众多人物的遭遇之中，不断地变换其与他人交往时的相互关系（员工—房客，画师—模特，犯人—证人，房客—员工，追求者—被追求者）。他最终以疾病缠身的疲惫感消隐在倏忽而至的黑夜之中，只平静地抛出了一个问题——“你们是谁？”

疲惫感，是一个频频出现于布朗肖作品中的关键词。其所暗示的个人主体性的消极倾向，以及人面对事物时产生的无力掌控与不可把握之感受，同样见之于罗兰．巴特、列维纳斯等人的著作中——如罗兰．巴特《如何共同生活》中的“个人节奏性”和“域外居住”的观念，以及列维纳斯在《总体与无限》中的“绝对他者”和“人质”概念等。“你们是谁？”这一身份问题成为了整本书的终结，但这是一个不需要答案的问题，因为在《亚米拿达》中，身份成为了一个变幻不定的参数，在这座内部庞大的建筑中，尽管存在著一系列结构关系（如杰罗姆揭示的员工—房客关系），但个体层面上的身份是游移的。托马在画师笔下并不具有可辨认的面貌，作为证人在面对犯人时被质疑“看东西的方式是一个享有身份的人的方式”（页168）。在久病苏醒后被当做侍者而不得不劳动，并没有任何一种身份是托马固有且不变的。《亚米拿达》设定了神秘建筑这一极端情境，在其中描述了抛却自我身份的执念之后、一种伦理状态的可能性。

独特的认知模式与文学的伦理

全书有三次谈话颇为重要。首先是杰罗姆对托马介绍建筑时的描述：建筑内的空间结构大致可以分为底楼、二楼、楼上的三级空间结构。底楼为一般房客所居住，二楼大部分是病人，而楼上是房客无法达至的未知区域，充满了种种神秘的猜测。而员工和房客之间的关系颇为紧张，员工们“必须保持等级关系”（页149），“他们手握著巨大的权力……拥有一个巨大的文件库，里面记录著我们生活的细枝末节”（页141）。所以当一部分房客参与了一场类似叛乱的集体行动、试图进入楼上的区域时，都遭遇了惨败，幸存者们“举手投足里只显露出绝望”（页124），便离开了这座建筑。初读此处描述，难免认为文本揭示的是一种对社会的隐喻，像德勒兹提出的“控制社会”，又或傅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探讨的权力—空间结构，空间化的层级制度与管理模式构成了一套作用于人体的权力运作系统。然而，布朗肖所关注的重点并非权力模式，或者说他更加关注的是一种独特的认识论结构或认知模式。

在全书第二次重要的谈话（托马和芭布）中，文本提示我们楼上的空间是一种有关无限的空间、超出底层人认知范畴的空间。芭布劝阻托马不要徒劳地耗费精力去探索，“您在那里见到的任何一个人都会清楚地意识到您应该在的地方，您真正属于的地方，也就是您位于底层的房间，线索是您的著装、神情和思想，它们和您这段时间的经历密不可分……”（页196）；当面对托马的表白，芭布的回应是“我不过是一个卑微的女仆，您看不到我真实的样子。您在我脸上发现的，是您自己的生活欲望。在这里，您怎么也无法找到真正的光明。看看您的周围，难道不是密布著黑暗？我的灯盏只够勉强照亮我自己……您怎么还能够把目光转向我呢？”（页200）

芭布非常了解托马的认知局限——始终从自身的理解能力和认知结构出发向他者提问的托马，始终离不开“我思”的认知出发点，这种认知方式必然地成为一种光学的认知：托马在文本结尾之前的数次谈话中都能感受到光的亮度。但芭布，包括后来的露西，都反复提及黑夜，强调黑夜中才能贴近真相，有所发现。在光中，人从自我的眼睛出发对事物进行统握（列维纳斯，comprehension），事物被“我”的目光所俘获、掌握。布朗肖接受了列维纳斯的伦理学观点，认为自我对事物—他者的理解不能以己度人，不能够按照一种同感式的思维，不能够将他者还原为自我的知识，而要走出唯我论的迷途，从而促使自我对世界的固有理解方式和所有权产生质疑，并成为“为他者之一己”的存在。对布朗肖来说，这一伦理基点与文学写作的关联在于，文学同样要促使自我暴露在一种无法掌控的要求之中、暴露在一种对未知甚至不可知的他者保持的绝对尊重之中。

借托马之口，布朗肖阐述了其倡导的认知模式，也是一种文学伦理学的模式——“交流的内容需要用能被理解的方式来表达，多么粗浅、错误的想法啊。当我的话注定要说给一个没有任何思想能介入的地方听的时候，我还会觉得那些由我的思想拷贝出来的一字一句有任何重要性吗？当话语的意义局限于我所生活的这个环境，我还会渴望传播它们吗？我更想要做的应该是以我目前不知道的某种形式，通过对话语的遗忘，到达那个我非去不可的地方……”（页204）。在布朗肖看来，认识论、文学、伦理学之间的联结在于都通过一种认知方式，让主体失去自主权并去位置化，正如布朗肖在《无尽的谈话》中对列维纳斯的伦理学观点毫不吝啬的赞扬——在伊曼努尔．列维纳斯的书里——对我而言，我们时代的哲学从未以如此清晰的方式言说，它重新质疑了我们的思考方式（如同我们必须要做的那样），质疑了我们对本体论肤浅的敬畏——正是通过处在其四射的光芒中、处在其所特有的无限迫切中的“他者”观念，我们被呼吁去对“哲学本质上是什么”——换句话说，即“同他者的关系”——担起责任。（注四）

黑夜的守护与救赎

从某种意义上说，《亚米拿达》也是布朗肖与卡夫卡的一次对话。和卡夫卡的《城堡》相比，《亚米拿达》书中多次提到想要离开房子“完全是自由的”，然而从进入建筑之后，托马便一直在建筑之中经历种种事件，徒劳地想要弄明白这一场所之内的规则和状况究竟如何。K看得到城堡，但遭遇了“进入的不可能”；托马在建筑之内，遭遇的则是“知晓的不可能”。在《卡夫卡及文学》中，布朗肖认为，“卡夫卡的语言通常意欲藉疑问形式而持续著，就好像他想要借由这个躲避是或否的外壳抓住某物。……它们绝望地持存于响应的唯一希望，却又只能不断地给出不可能的回应，更甚，取消质问者的生存本身。”（注五）在《木桥》中，布朗肖也明确地将《城堡》的文本置于犹太人千年历史的文化谱系之中。《亚米拿达》一书以一个犹太名为标题，同样描述了一个在建筑内生存的人们被不可知之绝望感笼罩的故事。生存本身的意义不可达至，身份游离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感，底层房客、二层病人历经不断的磨难，既是对犹太人受难的隐喻，也同样象征著现代社会诸种灾异过后，人类失去了根基的游牧式存在。

亚米拿达，这位圣经中大卫王后代、利未人后裔、犹大族长的名字，在全书当中只出现过一次。在结尾部分，多姆向托马讲述生活在地下世界的诸种场景时，提及守护进入地下世界大门的人叫做亚米拿达：“这扇大门……碰上它，规矩的力量会撞得粉碎，在房客们的想像中，它是一道可以走马车的巨门，门两侧树著塔楼和吊桥，由一个被叫做亚米拿达的人守著。”（页258）布朗肖的好友列维纳斯的弟弟，也叫作亚米拿达，他在立陶宛被德国纳粹杀害。布朗肖在《亚米拿达》中将亚米拿达设定为地下世界的守门人，并非仅仅为了纪念死者，而更像是对人类生存之绝望的救赎，对现代社会纷繁之灾异的救赎。在《圣经．民数记》9:5中，神吩咐以色列人扎营，“在东边，向日出之地，照著军队安营的是犹大营的纛。有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作犹大人的首领。”而在先知书《玛拉基书》4：2中，“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以色列人之所以扎营，是为了守逾越节（民数记9:2-5），以纪念将要得救，而亚米拿达的后代就扎营在能够被光线医治的东边日出之地。这一典故为《亚米拿达》结尾的地下世界赋予了弥赛亚的救赎意义。守门人亚米拿达的守护行为，可追溯至旧约中守逾越节的原型。旧约中，犹太民族守逾越节既是为了纪念将要得救，也是已得救之人表示感谢的纪念之礼。《亚米拿达》以展望地下世界美好生活之后倏忽降临的黑夜作为结尾，但这黑夜，其实是终将到达我们但又尚未到达的救赎之光（注六）。

布朗肖的《亚米拿达》在某种意义上是对阿多诺的名言“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此句的回应。这本书展示了奥斯维辛这一灾难性事件之后，一种可能的伦理学的认识论模式，一种反光学的、朝向黑夜之多重维度的生存寓言。正如布朗肖在《灾异的书写》中写下的句子：“太阳下无边无际的空间并不是为了见证白昼，而是为了那些从星星中解脱出来的夜晚，那多重的夜晚。”（注七）  注释

注一：列维纳斯在1947年的《存在与存在者》（又译为《实存与实存者》）中，通过对存在的现象学分析，提出了“有”（il y a）的概念，指称一种原初的、最基本的存在体验，有意和海德格尔关于存在的表述相区别。该书有一部分是列维纳斯战时被囚禁在战俘劳改营时写成的。 注二：卡缪：《卡缪札记．第二卷：1942-1945》，黄馨慧译，麦田出版2013年版，第95-96页。 注三：见布朗肖《亚米拿达》，郁梦非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页。 注四：见布朗肖《无尽的谈话》，尉光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8页。 注五：《卡夫卡及文学》一文写于1949年，见布朗肖《从卡夫卡到卡夫卡》，潘怡帆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3页。 注六：参见阿甘本的《什么是当代人》，这篇文章通过宇宙膨胀论解释黑夜。该文来自阿甘本为威尼斯IUAV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2006-2007年理论哲学课程的讲座，后被收录于Nudities一书中。 注七：见布朗肖：《灾异的书写》，魏舒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