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译书感言

翻译一种事业，独自干去，用的力大，收效很难。若是大家共同翻译，共同研究，效验定然快的。材料的搜集，文词的讨论，错误的修改，都是共同取得的事业。事事皆然，翻译也不免如此。所以我很愿意大家多设译书会，用公众的力量去做这转移文化的事业。

作者｜傅斯年

在中国学问界的情形，很像西洋中世过去以后的“文艺再生” 时代，所以去西洋人现在的地步，差不多有四百年上下的距离。但是我们赶上他不必用几百年的功夫；若真能加紧的追，只须几十年的光阴，就可同在一个文化的海里洗澡了。他们失败的地方不必学，只学他成功了的。他们一层一层进行的次序不必全抄，只抄他最后一层的效果。他们发明，我们摹仿。他们“众里寻他千百度” ，我们“俯拾即是” 。所以我们虽然处处落人后，却反而得了个省事的路程，可以免去些可怕的试验。至于我们赶他的办法——省事的路程——总不外乎学习外国文，因而求得现代有益的知识，再翻译外国文的书籍，因而供给大家现代有益的知识。照这看来翻译一种事业的需要不必多说了。

然而中国人学外文已经很久了，翻译的效果，何以这样稀薄呢？论到翻译的书籍，最好的还是几部从日本转贩进来的科学书，其次便是林译的几种最下流的小说。论到翻译的文词，最好的是直译的笔法，其次便是虽不直译，也还不大离宗的笔法，又其次便是严译的子家八股合调，最下流的是林琴南和他的同调。翻译出的书既然少极了，再加上个糟极了，所以在中国人的知识上，发生的好效力极少。仔细想来，这都是因为翻书没主义。没有主义，所以有用的却不翻译。翻译的多半没用。我对于译书的主义非常简单，只是译书人的两种心理——也可说是一种心理的两面。我现在把他写下来。

　　 （一）译书人对于作者负责任

　　 （二）译书人对于读者负责任

这两句话看来好像非常浅近，其实施行起来，道路很多。

我先把他概括的说明。

我们纵然不能做作者的功臣，又何必定要做作者的罪人呢？作者说东，译者说西，固然是要不得了；就是作者说两分，我们说一分，我们依然是作者的罪人。作者的理由很充足，我们弄得他似是而非，作者的文章很明白，我们弄得他半不可解，原书的身分便登时坠落——这便是不对于作者负责任的结果。严几道先生译的书中，《天演论》和《法意》最糟。假使赫胥黎和孟德斯鸠晚死几年，学会了中文，看看他原书的译文，定要在法庭起诉，不然，也要登报辩明。这都因为严先生不曾对于作者负责任。他只对于自己负责任。他只对于自己的声名地位负责任。他要求名，然后译书，只要他求名的目的达到了，牺牲了原作者也没不可以。我并不是说译书定不为求名，这是不近人情的说话。但是断断乎不可牺牲了作者，求自己的声名。这是道德上所不许。况且这手段并不能达到求名的目的。严先生当年牺牲了孟德斯鸠赫胥黎，居然享了大名，则也是当时则然，现在却办不到。

当年读英文法文的很少，任他“达旨” 去罢，谁肯寻根追求。现在读外国文的多了，随时可以发现毛病。马君武先生把托尔斯泰的《复活》删改了许多，我的同学汪君罗君一找就找到。林琴南把Ivanhoe书中的一个“离去” 翻成“死去” ，我五六年前读这本书时看到，便大笑了一番。又如某君要从英文的译本中翻译一本法文原著，我的一位同学，早预备著等他出版以后，照法文的原文，英文的译本，仔细考较一回。所以在现在情形之下，翻译者虽欲不对于作者负责任而不能。但是这责任也还不是容易负的呢。要想不做罪人，须得和原书有六七分相同；这六七分的事业，已是极难了。译书的第一难事，是顾全原文中含蓄的意思，作书人说一句话，并不仅是一句话，话里头还包含许多层意思。这样情形，书越好的越多。若是仅仅译了原书的字面便登时全无灵气。因而外国有法定的翻译权，不许人不经作者许可便译。这不仅是保护作者的利益，并且保护原书的身分。中国人不入这同盟，不受这法律的限制，应当利用这个机会多多翻译，实不应当利用这个机会坏坏翻译。

总而言之，翻译的事业，只是为人，总得为读者“设身处地” 想想，不能专求自己的便利。中国的学问界，并不受翻译的影响，这固由于译出来的书籍太少，也是因为译出来的东西太没系统；该译的不译，不该译的偏译。译书的效用，原不是给能看外国文书籍的人看的，原是给不能看外国文书籍的人看的。既是替不能看外国文书籍的人译的，便当替不能看外国文书籍的人想想，不当只管自己的高兴。所以译书的去取和次序，全是为读者而定——就是译者对于读者负责任。

这两层意思说明了，翻译上的一切事项，不难按这道理解决了。我先说翻译的范围。西洋书多得很，还是先译哪些是呢？这不消说应当先译最好的了。但是最好的和次好的，和不好的，又如何分别呢？好不好本没一定，只有看他有用没有用，有用便好，没用便不好。所以我们说“应当翻译好的” 还是句笼统的话，不如说，应当翻译最有用的——对于中国人最有用的。我先举出几个条件来：

　　 （1）先译门径书。这都因为中国人对于各种学问很少知道门径，忽然有一部专门著作出现，没人看他，不若先翻门径书，看作个引路的。

　　 （2）先译通论书。通论书籍容易普及；况且这样一部里包含的意思，比精细特殊的著作，定然多的，读的人可以事半功倍。至于研究精细特殊的著作，固是学者当有的事，但是做这样事业的人，应当直接读外国文书，不能仅靠翻译。翻译只为普通读者而设。

　　 （3）先译实证的书，不译空理的书。这是因为空理不能救济中国思想界。

　　 （4）先译和人生密切相关的书，关系越切，越要先译。（像北美瑜珈学说长寿哲学一类的书，我真猜不到译者是何心肝。）

　　 （5）先译最近的书。因为后来的书，是修正前者而发，前人的好处，他包括了，前人的坏处，他改过了。我们只须求得最后最精的结果，所以要先译最近的书。

　　 （6）同类书中，先译最易发生效力的一种。

　　 （7）同类著作者中，先译第一流的一个人。

　　 （8）专就译文学一部分而论，也是如此：“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 这是胡适之先生在他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一条提议。

本文原载于《新潮》第一卷第三号，19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