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 一门新科学
佛洛伊德正正是运用激进的理性主义,通过研究被科学拒斥的现象,而发明精神分析的。 而如果说现代科学的兴起摆脱了神学的桎梏而创造了一种不同于神学的理性,那么是不是也可以说,精神分析的发明也可以让我们扬弃现代科学僵化的理性,创造了一种新的理性,如拉冈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所言,《佛洛伊德以来的理性》?
科学的本质
在探讨精神分析与科学的关系时,人们经常将这种探讨化约到一个问题上:“精神分析是科学吗?”因而,对两者关系的研究往往变成从科学的立场对精神分析进行评价(大多数时候是批判)。显然,这种做法本身依赖于一个很大的假设,即科学有一个清楚明白的本质。但情况是这样吗?
毫无疑问,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科学话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中占据著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大到宏观的社会和商业层面,一个常见的现象是政府和企业不断聘用科学“专家”来进行事务管理和广告推广;小到每个个体,人们生活中的每个决定也慢慢被科学话语所中介,看看那些用手机程式来管理自己每天摄入的卡路里、走路的步数的人就知道。科学是如此地深入人心,以至于科学的本质好像不言自明。事实上,大部分人都或多或少满足于一个模糊的科学形象(这个形象通常与物理学或者生物学这些模范科学联系在一起)而将科学的本质这个问题扔到一边。同样地,在以科学的立场评判精神分析的时候,人们怀有的就是这种模糊而又理想化的科学形象,然后将精神分析与这种形象进行对比,以回答“精神分析是科学吗?”这个问题。但关键在于,这个科学形象可靠吗?
令人震惊的事实是,如果我们放弃这些以“常识”为标准的科学形象,转而对科学进行详尽的历史分析和哲学分析,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更为糟糕──这里甚至没有一个模糊的科学形象。随便翻阅一本科学史或科学哲学的教科书,我们就会发现琳瑯满目的关于科学的理论:归纳主义、逻辑实证主义、批判实在论等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游离在种种“主义”之外的人物: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拉卡托斯(Imre Lakatos)、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亚历山大.科瓦雷(Alexandre Koyré)等等。既然连严肃的学术研究对“科学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都还没有定论,那之前的那种觉得可以依赖于一个模糊的科学形象来评判精神分析的想法就难免显得“sometimes naive”,因而运用一个虚无缥缈的形象来排除精神分析的这种做法就更没有任何的合法性。
直接探求科学本质遇到了死胡同,怎么办?我们不妨遵从笛卡儿的方法论,将一个事物拆解成简单的部分,再研究这些部分。我们暂时给“科学”下最低程度的定义:科学即是用理性的态度和方法去研究某些对象。然后,我们来看看精神分析的理论和实践是否符合“理性”这一概念。
精神分析──新的科学?
佛洛伊德正正是运用激进的理性主义,通过研究被科学拒斥的现象,而发明精神分析的。 而如果说现代科学的兴起摆脱了神学的桎梏而创造了一种不同于神学的理性,那么是不是也可以说,精神分析的发明也可以让我们扬弃现代科学僵化的理性,创造了一种新的理性,如拉冈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所言,《佛洛伊德以来的理性》?
甚至,如果精神分析是一门新的科学,那么我们在探讨精神分析与科学的关系的时候,是不是应该甩掉那个老掉牙的问题“精神分析是科学吗?”,转而考虑一下,精神分析的发明怎样改变了“科学”的概念,把问题换成“什么样的科学才可以容纳精神分析?”。
让我们回到德国观念论,回到《德国观念论的最古老纲领》,这份由荷尔德林、黑格尔(正如傅柯所言,我们好像总是要回到黑格尔)和谢林撰写的手稿中,里面写道:
“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于:对于一个有道德的造物,世界如何构成?我想给我们的物理学,这在实验中缓慢艰难地前行的物理学,安上一双翅膀……只有在哲学提供理念而经验提供材料之时,我们才终于能获得全部的物理学,这是我期望能在下一个世纪出现的物理学。当代的物理学看起来并不能使一个有创造性的心灵感到满意,比如我们现在拥有的、或我们应该拥有的那种心灵。”
这些话包含了德国观念论一个重要的问题意识:“自由如何可能?”而荷尔德林、黑格尔和谢林把这个问题与科学联系起来。对于他们来说,问题不是自然科学有多“坏”,无视人类伦理世界的现象。问题毋宁是当时的物理学还不够“好”,没有“安上一双翅膀”,无法解释“一个有道德的造物”的“世界”。那么,精神分析,作为研究主体的学问,是不是这种“插上翅膀”的“物理学”?为什么不呢?精神分析,一门“自由之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