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德庆：我不问如何度过时间，我只是度过时间

谢德庆在实践“生命是自由思考”这一信条上走得很远。惟其如此，他才能够实现许多常人看来的“不可能”之举。他整整一年在笼子里虚度光阴，这对很多人来说不可思议。在我们的经验中，“时间”要么用来生产，要么用来享乐。

行为艺术家以自己的身体为创作媒介（这里的身体不是表演艺术中呈现美感和技巧的身体，而仅仅是行为的器官），而这似乎注定了行为艺术家总是要以某种非同寻常、甚至“离经叛道”的方式来处置自己的身体，否则就难以将它和世俗生活中没有自觉性的身体区分开来，从而升华为一种艺术形式。不过，即便是在这个以突破边界为常规、以疯狂为理性的行为艺术圈里，仍然存在一些“不可能”的人物。台湾旅美艺术家谢德庆就是其中一位。他的“不可能”之处不在于失控的激情——比如俄罗斯艺术家帕夫伦斯基（Pyotr Pavlensky）坐在列宁墓外，用一根大铁钉穿过自己的阴囊，钉入鹅卵石地面，以此抗议专制——而是在于对激情的绝对克制。

在1978年至1986年之间，谢德庆创作了五件“一年行为表演”（One Year Performance）作品。在《笼子》（Cage）中，他在工作室中搭建了一个木笼子，把自己囚禁于其中整整一年，无所事事。在《打卡》（Time Clock）中，他每小时都必须在固定的地点打一次卡，如此持续一年。在《户外》（Outdoor）中，他在室外漂泊一年，不准自己进入任何有遮蔽的地方，包括建筑物、车站、洞穴、帐篷等等。在《绳子》（Rope）中，他与艺术家琳达·莫塔诺（Linda Montano）以一条8英呎长的绳子系在一起，却不准互相接触。在最后一件《不做艺术》（No Art）中，他禁止自己从事或者接触任何与艺术相关的事情，只是生活一年。

有一条清晰的主线贯穿于所有这些作品：一种近乎不可能的自我约束，至少是身体上的。谢德庆命令自己的身体以彻底和精确的方式臣服于一系列自己制定的极端律法，借此来实践他对于人类存在本质的思考：“生命是无期徒刑；生命是度过时间；生命是自由思考。”（Life is a life sentence. Life is passing time. Life is free thinking.）。

谢德庆与亚德里安．希斯菲尔对谈。（图片来自台北市立美术馆）

上个星期五，谢德庆来到香港艺术中心，与策展人亚德里安．希斯菲尔（Adrian Heathfield）展开对话。谢德庆将代表台湾参加今年的威尼斯双年展，由希斯菲尔担任策展人，展名为《做时间》（Doing time）。台北市立美术馆选择在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展会（Art Basel）期间举办这次对谈活动，一方面是为展览预热，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与大家分享展览筹备的细节。我有幸作为观众现场参与了此次对谈。

谢德庆话不多，一如他在某个访问中所说，“我不写作，不善言辞，我只会行动。”相比语言，他更习惯于用艺术和观众交流。因此他只是播放了《打卡》和《户外》两件将参展的作品的记录视频，而不作过多的说明。随后，希斯菲尔对这两件作品及谢德庆的艺术生涯、风格和理念作出一些颇具政治意味的解读，比如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无家可归者与恶劣生存条件的对峙、以浪费时间来反抗资本主义逻辑等等。在此，我想略过希斯菲尔发言的细节，而直接进入最后的问答环节——这是整场活动最多尴尬笑声，也（因此）最真实和最具有张力的时间。这位被推向神坛的艺术家——中国新艺术实践推动者的邱志杰曾经称谢德庆“几乎是一个圣人”——走到我们中间，毫不客气地打碎我们对他的种种幻想。

基于他为自己制定的看似难以实现的规则，有些人会觉得谢德庆是一个热衷于冒险，喜欢生活在不确定性之中的人。但谢德庆告诉我们他是在用做科学的态度做艺术。在开始每一个“一年行为表演”之前，他都会抽时间进行彩排。对一项计划，他必须有七成以上的把握才会去实施。比如，在《打卡》作品前，他试验了不同的计时工具，醒著的时候用精确的电子表，睡觉的时候用连上扩音喇叭的闹钟，以确保自己能够完成每一次打卡任务（他最后还是漏了133次，但这1.6%的失误率无疑让整件作品更有“人性”）。

谢德庆把他“打卡”的样子和爱迪生研究灯泡的样子并置，意指他以科学家一般的严谨和精确对待自己的艺术创作。（方露茜摄）

谢德庆在2000年宣布自己不再是艺术家，有人猜想，他在乱世中选择退隐，一定是个很“禅”的人，并向他讨教“禅”的秘诀。谢德庆当头棒喝地来了一句，“我并不是一个平静的人。我从不问如何度过时间，我只是度过时间而已。每个人都有自己度过时间的方式，无论是国王还是乞丐，无论做什么，还是什么都不做，对我而言没有区别，都是度过时间。所以，关于如何度过时间，我不能给你任何建议”。

谢德庆的这番话语值得我们反复咀嚼。他在这里进行了一种回归和化约的运动，剔除意识形态和所有的社会性维度，赤条条地面对存在本身。此时，不同的存在者和存在形式不再因其生产力的高低或占据资源的多寡而被判定为有价值或无价值，而仅仅是度过时间的不同方式。

这种姿态不得不让人想起沙特存在主义的著名宣言：“存在先于本质”。与存在主义一样，谢德庆的艺术也关注人的赤裸存在这一面向。人被抛掷到世界上，被要求存活并继续存活下去（度过时间），但人的一切却没有任何确定的意义。世界的荒谬，使得无论人选择何种度过时间的方式，最终都只会显得机械。在这个意义上，存在主义的学说必然会导致一种悲观的伦理学——人在荒谬而强大的世界面前非常渺小，尽管拥有所谓的“自由选择”，但这不能改变人自身的无能。人因而只能感到苦闷、孤独、被遗弃，最终走向玩世不恭的虚无主义。然而，我在谢德庆的艺术作品和人生哲学中感受到一种不同于存在主义的情感，一股力量。他摒弃了，或者说是超越了自身所有的懦弱和矫情，显示出人可以不落入存在主义式的虚无，而是能够像一束黑暗的光，或者说像德勒兹笔下的“游牧民族”，可以带著最少的东西上路。这里暗藏的不是一种悲观的末世论，而是一种存在的生生不息，贝克特说得最好：You must go on. I can't go on. I'll go on.

另一方面，谢德庆的这个回答也暗含著“每个人都平等地拥有独特性”的观点。归根究底，个体因为差异而得以存在，因而差异构成了存在至为核心的内在价值。认识到这一点之后，脱离社会制约，乃至脱离自我制约的自由才成为可能。

谢德庆在实践“生命是自由思考”这一信条上走得很远。惟其如此，他才能够实现许多常人看来的“不可能”之举。他整整一年在笼子里虚度光阴，这对很多人来说不可思议。在我们的经验中，“时间”要么用来生产，要么用来享乐。即使我们口上说著“时间就是用来浪费的”，但是，当我们必须浪费时间，除此之外什么也不能做的时候，那种无边的虚空感是可以把人逼疯的。谢德庆的自由在于他能把“浪费时间”转化为一种积极的生命体验。他曾在某个采访中表示，“我相信自己具有浪费时间的才能，并且在这件事上有所成就。”无论这是不是一句玩笑话，他能够完成《笼子》和《打卡》这样的作品，本身就已经证明，在所有外部律法（无论是明文订立的，还是秘而不宣的）无所不在的包围之下，他能够以自己的身体经验为支撑，成为自己的立法者，从而争取到最大限度的自由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