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宪法下天皇能否自主的问题

“象征”只是个别社会“社化过程”中的衍生物，而非普世真理。由于“象征”一词充满了不确定性，宪法下赋予天皇的角色，必然随著时代、国力和信念各方面的转变，其论述变化的幅度必然出现更大的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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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放送协会(NHK) 去年7月首次报导，现年82岁的明仁天皇有意“退位”，并传位现年56岁的皇太子德仁。然而，负责皇室事务的政府部门宫内厅表态否认，首相安倍晋三以及官房长官菅义伟对“天皇退位”的传闻，并无任何回应。同年8月上旬，传闻渐趋明朗。宫内厅于8月8日下午3时播放天皇对“履行象征天皇”一事，向国民提出个人想法，视频广播长约十分钟。从视频的内容来看，天皇并没有明确谈及“退位”及“相关的流程表”，只是反复提及“高龄”、“体力”以及“健康”等字眼， 给予公众有强烈“不能履行象征天皇”的暗示。如果单纯以“能否履行象征天皇”的表示解读成“退位”的绝对意义，这样的解读也许与事实仍有一段距离，要拉近这段距离，只有从明仁天皇的广播讲稿入手。

国际媒体对于“天皇退位”的分析，众说纷纭，主要论述大概围绕以下两个方向：一说天皇已到杖朝之年，健康和体力不足以应付公务及外访工作，希望可以放下“象征天皇”的公务；另一说则认为天皇意欲放下“象征性的公务”，是针对安倍修宪不满的回应，有历史学者认为“天皇更替之时正是全体内阁总辞之时”，并引用大正元年(1912)的第二次西园寺内阁、昭和二年(1927)的第一次若槻内阁以及平成元年(1989)的宇野内阁，三次全体内阁解散的史实作为论据，尤为注目。然而，读者有否发现国际媒体对于是次广播，大多聚焦报导明仁天皇“退位”的原因，却忽略了对广播讲稿的分析。事实上，明仁天皇的讲稿对于“退位”一词只字不提，如果只从“退位”的方向解读，似乎未必能够准确把握是次广播的意义。因此有必要再次审视讲稿中的蛛丝马迹。

笔者发现该讲稿有一特点，就是明仁天皇每次提到“天皇”一词，紧随前后出现的几乎都是“象征”一词，在短短十分钟的讲稿，“象征”一词竟然出现七次之多，而且明仁天皇对于“象征”一词，清晰表达了意味深长的想法，他在讲稿指出“即位以来，我在履行国事行为的同时，关于日本国宪法下被定位为象征天皇的理想状态，每天都在摸索中度过”，换言之“象征”一词的意义，极其重要的同时又极其含糊不清。

“象征”一词，源自于日本战后的《日本国宪法》对天皇的描述。根据美国盟军驻日总司令主导撰写的《日本国宪法》，战后天皇的法定地位，如《日本国宪法第一条》所言：“天皇是日本国象征，及日本国民统合的象征。其地位基于主权所在之日本国民的总意”。即天皇的法定地位，本质上既源于美国赋予的战后宪法，同时又是出自拥有主权的日本国民。可见战后，天皇在法律地位方面，并无任何自主性，这样就可以解释天皇的广播为什么没有使用“退位” 一词，因为“退位”理应由一个有自主性的君主来决定，一个没有自主性的君主宣布“退位”的话，那是不可思议的；同样，既然宪法上说明天皇的地位来自拥有主权的日本国民，这就不难理解明仁天皇恳切请求国民理解，放下“象征天皇的公务”了。

《日本国宪法第一条》除了提及天皇的法定地位外，还有描述天皇的法定角色，即天皇既是日本国的象征，也是日本国民族统合的象征。“象征”一词在宪法第一条出现两次，可见意义重大，然而“象征”到底是甚么意思？当代有份参与宪法翻译的白洲次郎，指唯一清楚记得“天皇是国家的象征”的该条英语原文。当日有语带京都方言的翻译官问他英语symbol(象征)是甚么意思，他便从身旁的日英辞典查出“象征”这个汉字，因而直译成“象征”一词，可见白州缺乏对其意涵的演绎。由于“象征”的意涵，极富流动性，现代不同范畴的知识份子，演绎可谓大相径庭。有意见指出“象征”是一种视觉上的影像或符号，用以表达普世真理的深层暗示；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人类文明利用“象征”，表达特别的意识形态、社会结构以及代表该独特文明等领域。因此“象征”带出的意义往往仰赖于个别的文化背景，而不是“象征”本身存在的意义。换句话说，“象征”只是个别社会“社化过程”中的衍生物，而非普世真理。由于“象征”一词充满了不确定性，宪法下赋予天皇的角色，必然随著时代、国力和信念各方面的转变，其论述变化的幅度必然出现更大的弹性。2014年安倍政府修改了《日本国宪法第九条》，并作出全新的诠释，是次举动说明了“象征天皇制”同样也可以随著时局的转变，有著崭新的演绎。

宪法的语意让天皇处于一个“既无法自主且充满不确定性”的位置当中，因此媒体将明仁天皇恳请国民理解而“放下象征天皇的公务”演译成“天皇退位”，明显与明仁天皇广播的主旨大有异趣。笔者认为，单纯将广播视为发表“退位”意图的演讲，这种论述假定了宪法给予天皇的自主性；然而宪法下天皇的地位，却处于不能自主的状态，与其说明仁天皇透过广播暗示退位，不如说明仁天皇透过广播，恳请国民让他放下“仍在摸索中度过”的“象征天皇的公务”，还他一个能够自主的晚年；另外，广播亦同时反映“和平宪法”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天皇既然“无法自主且充满不确定性”，宪法下天皇角色的论述，便有极大的诠释空间。正如当代哲学家谷川彻三曾担心各派势力为了争夺权势，企图利用或批判天皇作为他们的政治筹码，因而在其著作《生涯一书生》中<有关天皇制的态度>一文主张改变国体以“堵住利用天皇权威、尤其恶用天皇权威的道路”，避免将来有人再次利用天皇制，为国内外带来重大的安全威胁，谷正彻三这种划时代的想法，的确有先见之明。

作者：萧浩明（香港中文大学日本研究学系博士二年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