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书成不得断国论，落笔复归古者涯

漫长的一百年过去了，这些儒学学者对于上天所赋予的使命，在他们一生当中尽力地付诸实践，让中国传统思想在这些语言文字与生命中被保留了下来。钱穆先生的仙去可以看成是代表1949年前北大乃至中国学术的那一代的时代结束了。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钱穆先生也随著大学撤退到西南方，因为战争消息传递不易，跟许多学者一样，钱先生虽然坚信中国会胜利，但当下风气仍是徬徨难安。钱先生于是兴起撰写《国史大纲》一书，以中国人写中国最后一本史书的信念为出发点，希望留给后世一本中国人写的史书。先生的心情在开头序言当中流露，读来甚是感怀不已。兹录如下：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 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 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黄。)

中国传统教育思想

钱穆先生早年在苏州中学教书先后被吕思勉和顾颉刚两位先生慧眼相中，自1931年起在北京大学开始任教，来台后依然教书不缀，其精神令人感佩。先生一生提倡中国传统思想，教课方式却也不古板，深受学生的爱戴。先生认为教育与宗教不同，宗教固然亦在教人作人，但宗教有一前提便是重视相信的信仰，教育则重开悟。先生认为信仰是对外在世界有所求，而体悟是在往自己内心求。以此分内外，在教人作人方面也可分内外。知识技能在外，心情德性在内，先生认为内部的心情要更重于外在的知识技能。如孔子虽教学生成为官员必要会的六种技能，但更重视在教仁、教恕、教乐和教不愠等，帮助学生建构良好的心情德性。《论语》中许多对话都是在这些德目上面阐述而起。

不只是《论语》先生又举〈大学〉，〈大学〉当中最有名的即是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身、心、国、天下皆是实际人生，但皆属于外。要做到这些需要许多知识的帮助才能完成，但若没有内在的一番心境，即拥有想要做这些事情的动机与决心，便不得其所。传统意义上，小学教以洒扫应对，是教导外面事务之应对。但亦要从应对中透悟到内心的涵养。小学是由外而内，而大学是由内而外，内圣外王，本末精细，一以贯之。先生认为人生道理从人事应对的原理原则上，可以投射到教育的核心概念，教人作人，两者是相辅相成，而不会是双线并行。以此，传统上中国教育思想的背后便是有这一套人生大道理存在与支持。

人性根源来自心

性善或恶问题是中国思想家们常常争议的一个题目，原因牵涉到统治者要如何管理国家之施政立法之根源。若全然性善，那只要发扬人民心中本然善性即可。反之若性恶，那么便需要立法并教化人民扬善去恶。故千年来各有不同立场出现，在论述旧说法时也加入了新的想法。钱穆先生对此问题也有一套自己的看法，梳理性情问题，其诠释也是后人理解儒家思想的一条路径。先生观察无论古今中外的思想家，似乎都对人心抱有或多或少的一种不放心态度。尤其是对于情感，似乎更多的不放心，而有些竟是几乎完全不信任。中国思想很早便注重人心，也很早便提出“性”字的命题来。而相较于人心，人性好像更难理解，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不断有重大讨论的议题。

钱先生对于人性的看法，他自称与孟子的“人心皆同然”相同，即认为人心皆同然便是“性”。也就是说人性是每个人的内心都是相同的，在孟子的说法里是性善。而钱先生倒不全然是只有性善，而是认同诠释人性的方式，并非肯定前提。先生进一步提出，若人心皆相同，那古今中外就有千千万万的心，每个内心不一定相同，于是先生提出历史心与文化心，从历史与文化来认同当前的个体心有相同之处。此非偏重某一面，而是个体心积累成为历史与文化，而后者又反过来影响前者，在个体身上表达出来。由于有相同之处，所以才说“人心皆同然”也。

性情同等重要

钱穆先生由柏拉图思想中对心灵的三分，情感、理智和意志来确定人心的组成，而相较于柏拉图，先生把理智放到最高层面。钱先生把情感看得最重，认为人心的基础是情感，情感重要性不能被抹煞，若情感无价值，那么理智和意志也无以立基，发挥出价值出来。但是若人过分重视情感与好恶，不看重理智和意志。那么便与禽兽没有区别。这样便会便认为人和禽兽甚至和一切生物相同。对于人心与情感的看法，钱先生举北宋思想家王安石早年的思想来面对此性情延伸出的人禽同与不同问题。王安石是北宋提倡孟子学的其中一人，他的提倡使得宋人开始重视孟子。王安石早期想法为性情是同一的，他说喜怒哀乐还未表现出来时，是性。而喜怒哀乐表现在外在时，是情。性是情的本原，情是性之运用，故两者是同一的，是性善的。而钱穆先生认同的是情感的重要性，不应该强调人性而看不起人情。钱先生举出反例，说若我们太轻视人性好恶，而过分相信好恶的天则，就会近似于共产主义者一般，用那套阶级斗争理论来轻视好恶，钱穆先生对此感到怀疑。并且他认为这与古代专讲天理而去人欲的说法，有同样的危险在。

钱先生重视人心皆同然看法，透过此种态度把人的生命与现实事件紧密相连，一方面不把心性之学束之于道德高阁，消解学术弊病。二来先生认为学术明而后文化明，学术复兴而后文化可复兴。此种想法在国难当前时刻，凝聚了中华民族的道德情感，也是儒家精神的展现。

中国学术精神

钱穆先生认为中国传统学术精神的出发点乃是一种人文主义。其主要精神乃在面对人群社会中一切人事问题之各项实际措施。先生把历史分成政治制度、学术思想和社会经济三个面向去讨论，三者相互影响；在这些客观事实中寻找历史的脉络与动态。先生认为中国之史学精神，在于经世明道。表达学术之兴亡与国家的命运相连一起。

故先生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都有著关怀，假以“一切实际人事”一语包含之。他认为古代中国哲人之言辞，似乎只是一种人生经验，与其绩效之概括的叙述与纪录而已。实则不然，其立言大本，即在人生实际上；以另一方面为证，钱先生特别重视“用”一字，他认为汉学的通经致用与宋学的明体达用两种精神都以“用”为思想的表达，此不仅串连了自古以来儒家的思想流派，也进一步连结了整个传统学术与个人生命，以此构成了人文主义式的现世关怀。

漫长的一百年过去了，这些儒学学者对于上天所赋予的使命，在他们一生当中尽力地付诸实践，让中国传统思想在这些语言文字与生命中被保留了下来。钱穆先生的仙去可以看成是代表1949年前北大乃至中国学术的那一代的时代结束了。新的儒学发展更加宽广了，但新一代的思维与著重部分也因时代需求不同而离古人越来越远了。我们从十位先生身上看到了传统知识份子的风骨，然传统的背景已经消逝，而我们已继承了精神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