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的单语主义》中的犹太身分问题

犹太身分问题其实并不属于当代特有的问题，所以这篇文章以德希达的犹太身份切入，解读他的著作《他者的单语主义》。

犹太身分问题其实并不属于当代特有的问题。

此问题可以说是非常古老的宗教文化议题，从出卖耶稣的犹大开始成形。但是这个问题经过好几世纪的演变和世界的转换，到近代(modern)以后，犹太问题从信仰转变成政治问题、甚至是思想定位问题，像是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1729-1781)与孟德尔颂(Moses Mendelssohn 1729-1786)——后者被誉为是犹太启蒙之父 ——关于犹太哲学的定位问题，其本身也牵涉到“何谓启蒙”问题。如同傅柯(Michel Foucault)在其〈何谓启蒙〉所提示的：近代哲学就是要回答“何谓启蒙”的问题的哲学。而犹太文化和德国的启蒙运动思潮正是在这点上属于相同的历史，或至少是共同的命运，傅柯精准的点出了这点[1]。

到了当代，犹太问题更转变成生命政治问题、纳粹和正义、未来与希望问题的连结，使得我们不得不重视这关于种族歧视及灭绝、人性与文明的冲突问题。就更不用说以色列建国以来的国际政治和文化霸权问题对现今世界的影响了(简单的说就是“以巴冲突”问题，这当中也必然包含了恐怖主义的问题)。这样的犹太问题意识的转变在德希达哲学里面虽然并不显题化，却在其隐密的核心中发酵，使得若欲研究其著作思想，必须触碰到这块不被明言的困难。而这样的不明显与隐密或许也是来自于其“赛法拉德犹太人”(sépharades，意为“西班牙的”)被迫害传统的影响，使得这个研究越益突显其困难。此支犹太人的特性刚好与传统上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ashkénazes)——以说意第绪语、以居住德国和受德国文化影响的犹太人闻名居多——相反。因为受西班牙政治宗教的迫害缘故，赛法拉德犹太人从此保有隐密和保密的传统[2]。而德希达家族的这支赛法拉德犹太人又因为在北非的缘故——另外一支赛法拉德犹太人就是先逃到葡萄牙、后来还逃到荷兰的斯宾诺莎家族——除了不再说自己的拉丁诺语(ladino)之外，都接受阿拉伯文化的殖民和统治，所以一直到德希达的父执辈都还是说阿拉伯语，1830年之后才慢慢改说法语。这也可以想见为何以巴冲突问题在德希达关心的议题里占有某种位置。这个关心或许不只来自于他的犹太身分，还来自于他的北非-阿尔及利亚-阿拉伯文化传统。

在德希达出版史上，其最早的《书写与差异》(L' ecriture et la difference, 1967)就开始有犹太问题的关注了。1980 年代则开始有关于“自传”和“语言”、“精神”等牵涉到犹太问题概念显题化的书出版。到了1990年代，德希达开始去处理神学——政治(théologico-politique)问题[3]。如此，我们从这个出版历史就可以知道《他者的单语主义》(1996)不是偶然出现的，就算这个发表会议(1992年的口头发表)是个偶然，却可能是德希达自己关注了许久的问题：身分认同(identité)的问题。但是德希达并未直接使用这个“身分认同”概念(identité)来处理此问题，他选择回避这个成问题的(problématique)传统概念的使用[4]。

所以在《他者的单语主义》里，德希达一边与马丁尼克作家葛立松 (Édouard Glissant 1928-2011)和摩洛哥作家卡替比 (Abdelkébir Khatibi 1938-2009)对谈和讨论关于北非的法语霸权、阿尔及利亚的殖民与独立、母语是双还是单以及身分认同问题之外，另一边同时与犹太身分哲学家、也是属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ashkénazes)的罗森茨威格 (Franz Rosenzweig 1886-1929)、汉娜鄂兰 (Hannah Arendt 1906-1975)和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 1906-1995)对话。而对以色列来说，德希达也与上述三位犹太身分哲学家一样属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因为这个分支的名称属性在以色列已经有了改变，“赛法拉德犹太人”的意义在以色列已经变成指涉那些“非欧洲来的犹太人”了。

而在《他者的单语主义》中最长的注谈的这三个犹太身分哲学家之前，正文的部分德希达就正在说他自己和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政治处境。法国人来到阿尔及利亚，的确带动了法式的阿尔及利亚的文学和文化，但是却从来不能同化阿尔及利亚的非法国人，这些被法国殖民的阿尔及利亚人不能自己去同化，也不被法国人同化，因为法国公民和文化是对他们来说是“法国的、内地/首都/大都会的(métropolitaine)、基督教的和天主教的”，简单的说就是指涉非在地的阿尔及利亚文化。因此，就算犹太人在1870年开始被给予法国公民，年轻的犹太人就算还说法语，他们也不懂天主教的文化，但同时也不能了解自己的犹太文化，因为他们的父执辈都还说阿拉伯语、受到阿拉伯文化的殖民。所以，这种双重殖民的夹攻使得年轻的犹太人不能找到归属，德希达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中成长：在阿尔及利亚，“赛法拉德犹太人”找不到自己的语言可以使用，不像那些可以说意第绪语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一样有语言和熟悉的文化在保护他们。因此，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开始连语词和讲话的习惯都改变了，为了混杂和生活于基督教、天主教式的法国文化里，让犹太文化同化和窒息在法国文化里面。

那么，通过谈上述三个犹太裔哲学家的母语(或者更精确地说是思想语言与表达语言) 和其犹太身分 — 德希达对这个讨论下了个标题 ：“主人的单语主义。二十世纪犹太人，母语及他者的语言，地中海的两端(Le monolinguisme de l'hôte. Les juifs du XXe siècle, la langue maternelle et la langue de l'autre, des deux côtés de la Méditerranée)[5]”— 他虽然没有真实地并确切地透露出自己的立场，但是他选择的视角和在书中的虚拟自传身分，让我们不得不在阅读这个三个犹太哲学家的讨论时不断地回到德希达这种秘密地又迂回地探问。同时，德希达在谈罗森茨威格的同时谈到修勒姆(Gershom Scholem 1897-1982)寄给罗森茨威格关于希伯来语的世俗化和以色列问题的书信，这是在德希达另一本著作《语言的眼睛：深渊与火山》(Les yeux de la langue：l’abîme et le volcan，1987发表、2004出版、2012新版)中所探讨的。在这个《语言的眼睛：深渊与火山》中德希达更将希伯来语的问题上溯到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中的解经学问题，亦即对希伯来语的语法理解会决定性的关系到对圣经的理解，使得犹太身分和语言问题在此更丰富、也更复杂了起来。

虽然德希达的犹太身分问题常常是隐而不显的，但是从他谈论这个问题的方式就会发现其实他一直在这个问题里打转，只是他选择不直接的回答犹太身分问题，而转换为“自传”、“秘密”、“责任”、“好客”、“共同体”问题来回答和处理。根据他在《最后的犹太人》(Le dernier des juifs, 2014)中一开始就追问到底甚么是共同生活(vivre ensemble)来看就了解他的意图。而他不只是追问共同生活如何可能，还是追问要怎样共同生活、当我们谈论共同生活的时候是甚么样的想像，而共同生活跟共同死亡(一种集中营大屠杀的意象)的差别又在哪里等等。共同生活要面对的“共同”和“生活”是在哪个意义下的，当我们就只将生活和死亡放在一起的共生和共同结构上面看的时候，生活和死亡会只是一种结构的两面还是只是对立的永恒结构？共同生活的第三条路或是之后的任何一种道路会是怎么样的历程，但是又“如何”共同生活？根据德希达自己的自白，虽然他被反犹太主义伤得很深，却非常厌恶被归入到犹太社群里面、或者是任何一种社群里[6]。所以他很少说“我们”(nous)，一直到生命中最后的访谈——《最终学会生活》(Appendre à vivre enfin，2004访谈、2005出版)——他才终于松口愿意谈“我们”，原因在于一种对未来的期望和祈祷(prière, eukhè)，而且他并不因此而否定他犹太人的身分，当然他也没有正面肯认过。对他来说，作为犹太人就是“早就已经并且总是”(déjà et depuis toujours)犹太人而且必须为此付出所有代价。“代价”，一种经济学语汇，总是与犹太人分不开的经济学概念就像幽灵一般存在在使用语汇里。而犹太身分也就像幽灵一般，像是他所引用的哈姆雷特中那个幽灵的父亲，总是招唤哈姆雷特的身分记忆，但是自己却从未现身、也无法现身。这个出现其实是“现象”(phénomène)，但却同时是“幻象”(phantasme)，也即是那个没有本质的本质性，是缺席的在场。因此身分的存在就像是幽灵学，而不是存有或存在论。对德希达来说，犹太身分总是那个尚未到来的、却又是将来的，于是他要嘛作为最后一个犹太人，要嘛根本无法成为真正的那个犹太人。

当然，在德希达的研究里，其犹太身分认同问题至今还在发展中。不但法国方面还没有完全出版完他关于犹太身分文化的论述，在主流讨论里面也还没有相应的位置和论述地位，因此本篇作为中文世界此部分的研究的绪论介绍，还有待以后继续的补充。

附注

[1]请参阅Michel Foucault, « Qu’est-ce que les lumières? » In Philosophie: Anthologie ( Paris: Gallimard, 2004), p.857-881.中文参考薛兴国翻译(线上PDF版)。

[2] « Les Marranes refusent de livrer leur secret, leur histoire reste invisible, hors de toute representation possible, ils ne deviennent jamais sujet de l’histoire ». C.f. Marc Goldschmit, L'_ecriture de l'exil et l'hypoth_ese du Marrane (Kafka, Benjamin, Derrida et au-del_a). FMSH-WP-2014-73. 2014. <halshs-01011775>.(PDF en ligne).

[3] “神学-政治”问题基本上来自于基督宗教(神学)把持了政治权力和话语权开始就有的政-教问题。但是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设想来自于德希达和斯宾诺莎在同一支赛法拉德犹太传统下的影响：德希达的这个“神学-政治”问题设定或许转化了来自于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的可能论述。

[4] 在欧陆哲学的写作训练里面，“问题意识”(problématique)是具有根本性的主导写作概念。亦即将问题或概念“显题化”或是“问题化”以至于能够引导写作。这个概念大概是受傅柯的影响而成为比较知名的当代法国哲学概念。

[5] Jacques Derrida, Le Monolinguisme de l’autre : ou la prothèse d’origine (Paris : Galilée, 1996), p.91.

[6] Benoît Peeters, Derrida, Paris: Flammarion,2010, p.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