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炼：为什么苏珊・桑塔格被称为美国最后一个“欧洲式”知识分子
【01哲学编按】今天是作家、文化理论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忌日。朱又可于2018年曾访问诗人杨炼（Yang Lian），后成书《被偷走的骨灰瓮：杨炼文学访谈录》，当中一篇杨炼忆述自己与桑塔格相遇的经过，以及一些片断，让我们透过更切身的角度一窥桑塔格。
桑塔格：摄影具有侵略性 它或明或暗地操纵了人们对于现实的感知
朱又可：那你说说桑塔格。
杨炼：在安默斯特学院做科普兰学者那一年，我和苏珊・桑塔格还不认识，我认识她是在一九九七年的伦敦。那年我们刚刚搬到伦敦，立足未稳，就遇到了香港回归中国这件大事。香港是原来英国的殖民地，英国自然对此重视得不得了，而有一个世界上相当出名的杂志，叫《查禁索引》（Index on Censorship）的，编辑部正在伦敦。
《查禁索引》最早由很关注人权的英国作家史坎梅尔（Michael Scammell）创立，以推动言论自由为宗旨。他们想为香港回归制作一个特辑，于是发信请六四后流亡海外的各类中国作家赐稿，结果让他们大出意外，一封回信都没有！
没办法，不知他们怎么打探到，伦敦竟然有一个新来的中国流亡诗人，找到我之后，他们告诉我遇到的困难，想请我参加这个特辑的编辑，我当然同意，就给散落世界各地的作家、艺术家朋友们写信、发传真、打电话，其中包括刘宾雁、黄永玉等等，让英国人惊奇得不得了的是，我的邀请信发出，没几天所有被邀请人统统回信了，而且热情接受邀请，稿件也纷至沓来。最美丽者如黄永玉先生，竖行信笺上毛笔书法潇洒俊逸，文章内容更是慨叹深沉，这稿件一到，那杂志的英国老编辑虽半个中文字不懂，却也立刻猜到这是件瑰宝，紧紧抓在手里，死活不肯交回原作，只做了个复印件交给翻译，英国人对金钱味儿的嗅觉，真让人服了！
虽然我的 Yanglish（杨文，意为杨式英语）很差，但在大家为那个特辑的英文标题发愁时，我却想出个好题目：Hong Kong Goes Back——香港回去了。既意味著“返回”，也意味著“退回”——祖国、历史，没人知道它的未来。
正当我们编辑的时候，有一天编辑部里来了两个人，一个我认识，是英国作家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我们一九八六年就在香港认识了，那时他是香港远东经济评论的编辑，后来到了英国，包括给《卫报》等等写专栏，同时自己写书。他懂中文，也懂日文，两任老婆都是日本人，再后来跟他第一个老婆离婚以后，就住在美国继续写作，又和我一起在纽约上州的巴德学院教过书，还当过一段美国著名的纽约书评杂志主编。和伊恩・布鲁玛一起进来的另一位是个女士，脸型轮廓鲜明，看得出来年轻时是个美人，可现在黑发间夹杂著一绺醒目的白发。虽然伊恩・布鲁玛也算个名人，但编辑部的人们纷纷站起来，却都迎向那位女士。
当人们开始互相介绍，我才听到那个名字：苏珊・桑塔格。也要怪我出国渐久，看不到多少汉译外国作品，所以竟然对这名字一片陌生。也因此，我站在一边，倒更像个观察者，只见人们纷纷围著苏珊・桑塔格，毫不吝惜地献上很多赞美之词，而苏珊・桑塔格表情却很平静，不停谦虚地说：“我只是个支持者，我只是个支持者。”这句话是针对著《查禁索引》的办刊宗旨而发的。
还是苏珊・桑塔格先注意到了我这个站在旁边的陌生中国人，她打量了我一下，问：“你是谁呀？”当听到我被介绍是香港特辑的特约编辑时，她眼睛立刻亮了：“太好了！这个特辑太重要了！”显然，她对香港回归这件事非常关注。
后来我才知道，苏珊・桑塔格早就关注中国，尤其六四天安门屠杀之后，更是如此。因此，当她发现我和《查禁索引》共同工作，不禁向我提出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你知道在美国有个中国流亡杂志叫做《倾向》吗？”
“知道啊。”我从八十年代就认识黄贝岭和孟浪了。
“他们想采访我，你认为我是不是该接受他们的采访？”
“我认为你可以接受这采访，虽然现在海外流亡杂志不少，但多一个毕竟比少一个好。”
“是吗？那好，我回去就告诉他们，可以做采访。”
《倾向》在采访了桑塔格后，又借著她的名头，连续采访了许多名人，有桑塔格开路，这类要求从未被拒绝过。
二○○三年，我又应邀到美国纽约州的巴德学院教了一个学期的书，那是一个独特的课程，叫做“拱顶石”，主题是诗歌写作，但创作背景很国际性，所以我要用英语讲创作，同时介绍我的中外经验在创作中如何体现？这是个很有创意的想法。
在这期间，我和桑塔格就更熟悉了。巴德学院是诗歌方面很强的一个学院。著名的美国诗人约翰・阿什伯利（John Lawrence Ashbery, 1927-2017）就在那里教书。伊恩・布鲁玛也在那儿，他教一个特殊的课程：新闻写作。巴德学院离纽约不远，因为伊恩・布鲁玛家住纽约，所以我也经常去纽约。每次我们见面，差不多都会和苏珊・桑塔格（她喜欢吃中国菜）在中国城吃饭，我也到过她家几次，她住在纽约曼哈顿，是靠近哈德逊河（Hudson River）边一个顶楼的大房子。房子中间摆著儿子送她的一辆摩托车。苏珊・桑塔格性格奔放豪爽，对待爱情和性也一样。她原来是个美女，先结婚生了儿子，最后又变成了同性恋，真是五彩缤纷。
那时我读她的东西并不太多，她送给我她的小说《火山情人》，还有另外一部小说，她说她最希望被别人认为是一个小说家，而不是一个政论家，批评家。《论摄影》是她最有名的一本书。
朱又可：她还写过《疾病的隐喻》、《反对阐释》等。
杨炼：好像是。她说，我希望我的选集里干脆不收这篇东西（指《论摄影》）。编辑说，什么？你疯了吧？后来，当我读到她最后那篇〈注目他人受刑〉，才真正理解了她的犀利程度，她写美国士兵在伊拉克虐待战俘，拍战俘受刑的照片，享受照片呈现的虐待快感。那篇作品，对人性心理的层次，剖析得太犀利太深刻了。她这种独立不羁，就是在我们一起吃饭聊天的时候，也表现得很充分。
伊恩・布鲁玛是半个犹太作家，他的母亲是犹太人，父亲是荷兰人，但他比较倾向犹太人和以色列人。一次我们吃饭中，他说起现在欧洲的民族主义越来越厉害，但今天的民族主义不一定要打仗，某种意义上，踢足球代替了战争，成了民族主义的一种象征。
苏珊・桑塔格马上就说，对不起，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美国的民族主义比你们欧洲不知道要强多少，连玩足球我们都不玩你们的足球，我们都要自己一套。她从不隐晦自己跟别人价值观的不同。
于是我理解了，为什么别人把苏珊・桑塔格称为美国最后一个“欧洲式”的知识分子。她真正关注的是普世的人文主义价值观，而不仅仅局限在某一个国家语境之内的观念。这让人很感动。
后来还跟她通过信，我说，虽然中国有非常深刻的政治困境，但我仍然认为，中国的政治问题是整个文化转型的一部分。其复杂性和艰难的程度，基于传统观念、价值系统，与现代普世的思想系统之间的深刻转折，这是对中国文化的深刻提问，也是对每个文化和个人的深刻提问。所以中国的改变，远不只是某个政治口号的变化，从喊这个口号换成喊那个口号，而是真正要在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上发生变化。
她给我回信说，她非常享受这封信，这是她这么多年读过关于中国的思考里，最到位的文字。
我始终觉得，虽然她特别想来中国却没机会，但是她充满穿透性的理解力，遥遥把握住了一个那么遥远、深厚、复杂的文化变化，这个思想案例，极有创造性。这和她对西方文化自身的剖析非常一致，都拒绝流于简单化。这也让我很感动。
《被偷走的骨灰瓮：杨炼文学访谈录》
作者｜杨炼、朱又可
出版社｜南方家园
出版日期｜2020/11/09
【本文获“南方家园 ”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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