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航路》：战后的日本旅行者 痛切感受到战败国民的屈辱感
【01哲学编按】本文摘录自〈终章 帝国航路与亚州．欧洲〉“战败国民之旅”，以1948年赴法的画家荻须高德，及在50年同样前往法国的作家远藤周作之旅行经历，说明战后起经帝国航路前往欧洲的日本旅行者，如何首先痛切感受到身为战败国民的屈辱感。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上海、香港及新加坡自日本在亚洲太平亚战争中的统治解放。其中上海租界由于所持有列强与中国的合作，已在战争中的四三年同意归还，而由中国国民党接收，但香港与新加坡却回到英国统治之下。英国政府决心在二战后继续维持这些曾被日本夺走的领土。
中国国内要求归还香港的声浪亦为强烈，但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将重心放在与共产党势力的对抗上，重视与英美间的合作关系（美国在态度上支持香港归还英国），并未加抵抗。虽然在中国和英国谁该接受日军投降上产生了竞争，但最后一致同意香港由英国接受投降，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六日举行受降仪式。
日本在新加坡对英国的投降仪式较香港更早，已在九月四日举行。在投降仪式上，相对于日方经过打理身著正式服装，从印度赶来受降的英方连换上像样衣服的时间都没有，穿著皱巴巴战斗服出席。某位日本将校对英方表示“你们迟到到了两小时”，立刻收到“这里用的可不是东京时区”的回答。在胜利者和战败者间，存在著理所当然且是服装亦无法掩饰的落差。
战后起经帝国航路前往欧洲的日本旅行者，首先痛切感受到的是身为战败国民的屈辱感。下面将以一九四八年赴法的画家荻须高德及在五○年同样也是前往法国的作家远藤周作之旅来说明。日本在五二年四月和约生效前皆在同盟国军事占领下（美军与大英国军），日本邮船欧洲航线的复航则是在和约生效后不久的五二年六月，因此他们旅行搭乘的是外籍船只，荻须以英国船，远藤则搭乘法国船赴法。
荻须战前曾于法国生活，但自日本战败后便对外国人感到畏缩，“以现在日本正不断受到世界各国制裁的局面，虽因别无他法而上船，我也尽量待在舱房内”。身为搭上胜利国家船只的战败国民，他在抵达可伦坡前不被允许上岸。因此，不管是对上海、香港、意外停靠的马尼拉，又或是对新加坡的印象，皆为荻须无法亲自进入当地的产物，然其身为战败国民的意识却是益发强烈。
在上海荻须的第一印象是中国男女衣著看起来都很美观。本书曾强调过，直到战前，多数日本旅行者对中国民众的感觉是脏污或是不洁。然按荻须的说法那是“过去的印象”，“在战争以来日本人变得太过污秽的眼中”所见是非常不同的中国人形象。
在马尼拉，日本乘客（仅有三名）由警官看守。负责荻须的警官用日语说“早安”，并谈起在战争中遭日本的○○（原文）殴打。在仍能鲜明感受到日本占领痕迹下，荻须对亦能听到“和平”“民主”“朋友”这些词汇而感到喜悦。
由于航行至印度洋前停靠港都有不少中国人，荻须站在甲板上正想著自己会不会被误认成中国人时，突然被人以奇怪的日语搭话。荻须仅感到“可以想成是日本人会怒言相向的‘喂！ 你这家伙！’式日语迎面扑来，持续了一阵”。经历过这件事后，在可伦坡首次得以踏上陆地的荻须感触如下。
说起来至今所经之处，没有一个地方未遭受长期战争波及，日本人仍受异样眼光看待也是自然。在此地我却没有类似感受。／首次抵达许久不见的，未经战祸的土地。
面对日本在亚洲太平洋战争中占领地的各种作为所引发的报复，荻须的态度可说是相当清醒。
此后荻须在苏伊士运河及埃及遇上英国帝国统治所引发的紧张局面。他在苏伊士运河上素描时被船上大副制止，而在亚历山大港，不仅是日本乘客，其他国籍的乘客亦被禁止登陆。荻须形容此为“现在埃及正处于战争中”，半年前由于以色列建国问题，包含埃及的阿拉伯诸国与以色列之间爆发战争（第一次中东战争），当时仍在持续中。与以色列建国关联深刻的英国巴勒斯坦政策，在大英帝国崩坏过程中留下了最大的祸根，而体会过日本帝国解体时气氛的荻须，又在此体验到大英帝国解体产生的变化。
两年后的一九○五年秋天，年轻作家远藤周作出发留学法国。由于搭乘的是法国马赛号，远藤在途中还停靠了西贡和红海的吉布地。荻须在埃及实际感受到欧洲列强帝国统治已到尽头的气氛，远藤则在西贡有所体会。当船驶进西贡河，乘客被告知不可将头伸出窗外。这是由于印度支拿要求脱离法国统治的独立战争（第一次印度支拿战争）自一九四六年末起持续，“反叛军”不知何时会狙击法国船只。到了西贡，持枪男子从街道旁的树荫中现身，盘查远藤等人。
法国殖民地士兵亦被派遣到亚洲，搭乘马赛曲号四等舱的远藤，同船者中大多是将日本战犯押送到横滨后要返回印度支拿的黑人士兵，远藤因为他们都很和善而感到安心。到香港又有中国人上船。“在船的最下层，和中国人、黑人睡在一起，忍著难耐的炎热静静不动也是一种趣味”，多少还能强忍的远藤在抵达新加坡后也忍不住产生“绝对不会再搭四等舱了。至少得是二等舱，否则别说舒适的旅行，根本不是人类该有的对待”的感想。虽然远藤能在西贡上岸，但由于香港及马尼拉、新加坡仍禁止战败国日本的国民上岸，即便船只抵达港口他也只能“不得不待在”四等舱“热得异常的船舱里”。
这趟旅程带给远藤冲击最大的，是实际强烈体验到的种族歧视。回到日本后，远藤在一九五六年发表〈有色人种与白色人种〉文中记载在船上被白人服务生叫肮脏黄种人，这是他“自出生以来首次因肤色受到侮辱的经验。就在黄种人的我刚开始栽进白人之中的时候”。对种族歧视的实感，在远藤目睹西贡白人女性对待越南女性的态度而更加强烈；而旅法期间，市区电车上正要往邻座位坐下的女性在看到远藤后便假装下车移动到隔壁的车厢、火车上听到年轻士兵谈话“黄种人跟黑人一样丑啊”“总之他们都很野蛮*”，这些经验更增强了远藤的感受。文章发表前一年的一九五五年，远藤以《白色的人》获得芥川赏，然而潜藏在此作与《黄色的人》中对种族歧视的批判意识，则是在他航向法国的船程中萌芽。
然而，这并不表示远藤自身也能摆脱种族歧视。马赛曲号在停靠马尼拉时，突然对日本乘客进行检查。远藤对此心生不快，尤其认为黑人服务生对日本乘客态度“有失礼貌”，不快感更加强烈。对此，他采取的行动是与一位赴法留学的日本同伴，把那名黑人服务生带上甲板“好好训了一顿”。在日记中远藤写下“明明是个成年男人，只要我们稍显强势便畏缩起来，这是他们的通性”，并附带“中国人的脸皮变得越来越厚”的感想。而在可伦坡，远藤注意到当地工作皆由原住民承担，英国人在后方过著奢豪生活的“全面性压榨”状态，另一方面，他也表示“原住民们几乎都很怠惰，许多人坐在路上茫然地看著人来人往。他们的肮脏更是让人无话可说”，透露出对当地人的蔑视。在里昂留学期间，远藤见法国学生表面对黑人学生平等以待，私下却说黑人天性怠惰，从中感受到“只因身为白人”的优越感而觉得不快，但此时的他亦很难说对黑人或其他亚洲人种全无优越意识。
在远藤的日记中，有一节充分表现出这趟带给他各种经验的船程性质。在西贡，许多与他同样搭乘四等舱的印度支那、马来、中国人乘客上船之际，远藤写下以下感想。
种族歧视，如同资本注意阶级制度般依然存在。比如在这艘船中，我没有任何能证明我过去价值之物。／一切皆由舱房的等级来判别。无论多么愚昧，只要是头等舱乘客，在船中便可幸福的满足自尊。四等舱乘客便得承受最大的屈辱。这就是西欧母国与殖民地的关系。
身为乘坐欧洲船只最下等舱房的有色人种，且又是战败国家人民，在怀抱著重重相叠的各种屈辱感中，远藤航向法国。
《帝国航路：从幕末到帝国，日本走向世界的开化之路》（帝国航路を往く：イギリス植民地と近代日本）
作者｜木畑洋一
译者｜蔡传宜、廖敏淑
出版社｜麦田出版
出版日期｜2020年12月
【本书内容获“麦田出版”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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